中共莲都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赵加慧

　　三、北上抗日的经过及几次主要战斗的检讨

　　中国人民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忠诚的接受了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所给予它的北上抗日任务之后，便于1934年7月7日由红色首都瑞金，在万民欢呼的护送中，开始了它北上抗日的行动。经长汀、清流，占领大田县，继向闽清前进，渡过闽江，占领古田县城[2]，胜利的到达闽东游击区域，即分驻于连江县属的桃源之线。经数日的休息、整理与动员后，则向福州城进发[3]。这一行动的主要意义，是为了进一步的号召全国友党友军及各阶层的先进人士，一致地响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配合主力红军反抗敌人的五次围剿。但由于先遣队本身存在着某些的弱点与当时所处环境的关系，围攻福州的战斗经三昼夜之久，终于自动的退出战斗而回师闽东游击区域，整顿本身与加强闽东党及闽东独立师党政军的领导，特别是检讨了闽东过去的工作与给予今后工作的指示。

　　根据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与围绕在先遣队行动周围的情势，红七军团是可以攻克福州的，但当时为什么没有攻克呢？主要的原因如下：

　　(一)战斗的布置不够周密，侦察工作做得太差，致影响整个战斗和兵力上的使用。对于福州周围的地形地物不了解，以致对于部署的布置与兵力使用不适当。如当时将主力用于西南门，但西南门方面不仅有十九路军事变时所建筑的强固的堡垒，同时绕城的内河和湖泊是很多的；在东北方面，不但城墙业已拆去，且飞机场也建筑在该地，同时内河湖泊也极少，假如当时有可靠的同志或群众引路，则以少数的兵力，佯攻西南门，而以主力攻击东北门，是很可能攻克福州的。因为当时福州城仅有王敬九的两个团和一些毫无战斗经验的警察，就是王敬九部也是先遣队沿途击溃的败兵，且士气与战斗力亦不强，特别是部队中不愿意与先遣队作战的情绪相当的普遍。

　　(二)当时福州周围党的组织是异常薄弱的，特别是福州的工运薄弱，致未能取得当地党与福州市工人更多的帮助和适当的配合，以致先遣队围攻福州三昼夜之久，始终得不到各方的消息而影响到七军团的军事行动与围攻福州整个战斗任务的完成。因此可见，党与群众力量的伟大及其配合军事行动的重要性。

　　(三)几个主要干部不够团结，影响到意见的不一致。另方面，对军委给七军团围攻福州命令的了解亦是很不深刻。如认为军委会只要先遣队“相机占领福州，而不是肯定占领福州的任务”。同时叛徒曾洪易身为中央代表，不仅毫无意见提出，而处处表示没有决心战斗。此外寻淮洲和乐少华两同志之间，亦缺乏同志态度，以致不断的闹私人意见，特别是**同志那种“打也可以，不打也要得”的决心是极不利和不该的。

　　(四)攻打城市的经验还是很差，政治上的动员也做得不够。虽然红七军团有攻打沙县、尤溪等城市的经验，然而攻打尤沙城市与进攻福州的过程有着许多不同的情景(如时间不允许久战，准备工作不充分，友军的配合以及环境等)；另方面，战斗的政治动员亦缺乏深入和普遍。特别是政治工作的动员与军事行动的配合上做得很差。围攻福州的战斗自动撤退后，经一礼拜的整理与训练，则攻占罗源县城与袭击宁德县，另方面分兵占领西洋镇与木洋[穆阳]镇，继行经梅溪、下庄，一举而攻克浙江省属之庆元县域。翌日与浙保三、四两团遭遇于竹口，由于先遣队全体将士英勇善战及指挥上的灵活，经数小时猛烈的攻击，卒将凭险抵抗的浙保两团打得溃不成军，使蒋志英(浙保副处长)不得不深夜逃窜龙泉城。是役缴获迫击炮2门、机关枪10余挺、长短枪400余支，活捉庆元县长***[4]。当日进至小梅镇宿营。翌日本可乘胜进占龙泉县与在有利的条件之下，打击尾追先遣队之四十九师，但由于军团首长战斗意志的不够坚强，进至龙泉八都镇经党溪，经忠信街与四十九师接触。此时极大多数指战员作战情绪非常高涨，且有闽北苏区的依靠，但由于军团首长不愿作战，终于是日进驻闽北浦城县属之古楼休息与整理部队三天，另方面给了闽北党工作上的指示。事后接到中央和军委的指示，责成中央代表与军团首长派遣得力的游击部队在闽浙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号召与组织广大人民一致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改善人民生活，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另方面应以极大的力量去破坏浙赣铁路，以使先遣队的任务顺利完成。除由先遣队留一个营在该地长期行动外，主力经江山县属之廿八都、仙霞岭、石门而进占清湖镇，并派出两个营分途的破坏浙赣铁路，继则集中主力攻克常山城，缴获颇多，并获得很多军用品。继经浙江边界之白沙关、童家坊、石人殿而进驻崇溪[5]。除检讨了先遣队由瑞金出发至闽浙赣苏区时的党政军及居民工作外，则以全力整顿补充与训练自己的部属，及解决七军团几个主要干部间某些无原则的纠纷，特别是关于叛徒曾洪易对先遣部队不负责，及毫无作战决心的机会主义动摇的倾向，加以彻底揭发，同样的指出了军团首长对于中央及军委命令的执行表现不重视之态度与失去自己战斗信心之表现，是极端错误的。越数日，中央及军委责成闽浙赣省委负责人、红十军团之领导者、中共的优秀干部、民族英雄方志敏同志组织更强有力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并具体布置捍卫闽浙赣苏区之工作。经闽浙赣省委几个负责者及先遣队几个主要干部会商后，除布置闽浙赣边党政军及群众工作外，当时对于各方面主要干部的配备是：闽浙赣省委主要负责者曾洪易、组织部长关英同志、青年兼宣传部长胡仰山、先遣队军团长刘畴西、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原七军团改为十九师，十军团改为廿及廿一师[6]，十九师师长寻淮洲，政治委员兼主任聂洪钧、参谋长王如痴；廿师师长、政治委员则由军团长、政治委员兼任；廿一师师长胡天桃。各级干部配备就绪，闽浙赣苏区反抗敌人五次围剿的计划布置完毕后，十九师仍为先遣队，军团政治部亦随十九师行动。经怀玉山及德兴县之东北，深夜兼程的袭击了常山县，但因敌情变动，经芳村而到达白马，当日所得的情报，蒋志英率浙保两团业已尾追，于是遂决意给其严厉的打击。由于十九师英勇善战，蒋志英败退回常山，我先头部队尾追至芳村，蒋志英手部受伤，是役缴获颇多。于是经上坊，渡过新安江向分水县前进，距分水县城约四十里之处，与补充王旅[7]遭遇，经先遣队猛烈的冲击后，将敌全部击溃。但因敌情与任务的关系进至河村，距徽州府仅十里处通过，该城当时只有驻兵一连，沿途群众纷纷请求先遣队打徽州，但因部队过于疲劳，且预计敌人增援部队可能赶上，于是经绩溪县附近一举而攻占旌德县，缴获军用品及西药颇多。翌日，经大坟与泾县宣城之间威胁芜湖，后得军委及军团首长的命令，要十九师(即红七军团)回师黄山附近与主力汇合。于是经青弋江、章家渡、茂林、铜岭、太平县附近，在新村[8]与主力汇合，并经中央批准以方志敏、乐少华、刘畴西、涂振农[9]、刘英5同志组织政治委员会，以方志敏同志为书记。该会职权是闽浙赣皖及先遣队行动区域中党政军最高的领导机关，另方面重新配备了团以上的干部。一切问题布置就绪后，经黄山到达古竹溪，翌日经汤口、黄山脚抵谭家桥宿营。是日所得的情报：南京政府为防范与拦阻北上抗日先遣队去路，以及所谓藉以“避免国际纠纷和听闻起见”，派遣了五个正式师、两个独立旅，另浙皖保安团四个团，采取“煮豆燃豆萁，自残同种”，以及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的政策，企图一举而扑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者与组织者——中国人民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当时对方的布置：两师另一旅和两个团沿京[宁]芜铁道向徽州前进；一个师及补充王旅则经南陵、泾县、太平，沿汽车路向黄山前进；另两师两团则经青阳、石埭向祁门、黟县前进。当时政委会讨论的结果，认为左右两翼之敌则以皖南独立师[10]及游击队迷路与牵制它，主力突破敌人中央纵队，同时左右两翼之敌靠得很拢，中央纵队之主力在八时内不能赶上前卫队补充王旅。且补充王旅经我军于分水县附近击溃后，不仅士气很坏，部队的劳疲现象亦很普遍；另方面，在分水县附近作战时，只我十九师与之对抗，尚能击其溃不成军，以此我们以三师之众来攻疲倦溃败的独立王旅，不但在兵力上占着绝对的优势，且地形、群众条件及士气亦利于我军作战，若中央纵队被我突破，则结集主力配合皖南地方武装及独立师打击与消灭敌人之右纵队。翌晨一时半出发，距谭家桥十里之处布置埋伏侧击战斗，当时我军部署的布置大略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