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莲都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赵加慧

　　这时，新四军军部已在南昌成立，以后又迁至皖南，来电命令我们赴皖南集中。3月间，东南分局组织部长曾山同志来到了山门街，向我们传达上级的指示，并一同研究了部队进一步整编的问题。党中央对南方各游击区的安全和巩固问题十分重视，一再强调这是“十年血战的结果”，是“今后抗战和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战略支点”，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一定要保存。当时，日军有在温州沿海登陆的可能，为了准备在日军登陆后在闽浙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防止国民党当局再次背信弃义，发生变故，决定由刘英同志主持浙江省的工作，带领部分武装人员和干部继续留在浙江坚持斗争，由我带领“抗日游击总队”开赴皖南参加新四军的战斗行列，还以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部分人员组成战地服务团，随部队行动。

　　一切安排就绪，刘英同志便和曾山同志一起先赴东南分局。我和刘英同志从这里分手后，就没能再见面了。我们是从1934年开始在一起工作的，共同经历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和三年游击战争这两段艰难的历程。1942年春，刘英同志在温州被捕。他在狱中，顽强斗争，坚贞不屈，于5月18日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了。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刘英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人民将永远纪念他。

　　3月18日，我们由平阳山门出发，欢送的人群是饱含深情的。浙南游击区的革命群众，三年来哺育了我们游击队的成长，不少人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我们的新生。现在，新的革命使命在召唤着我们，大家都要为迎接新的任务而战斗了，这样的分别又是很有意义的。

　　在我们途经瑞安、泰顺、丽水、松阳、遂昌、龙游、衢县、常山、开化、屯溪等县境时，都曾派人去同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立即释放“政治犯”，使一批被国民党逮捕和迫害的同志得以出狱。在北进途中，部队受到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与慰劳。这时的政治形势已与几个月前大不相同，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汹涌潮湃，许多地方都成立了“抗日自卫委员会”，浙南、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群众正在以当年创建根据地那种热情和气派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我们部队收到他们的传单和慰问信时，感到非常鼓舞。到达龙游以后，同志们要求乘火车到衢州。经过交涉，上了火车，一声汽笛长鸣，同志们的心随之飞到了抗日前线。我们行军一个月，到达歙县岩寺，加入了新四军的战斗行列，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我们在失去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经历了由正规军到游击队和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两次转变，又经受了国民党的一次“进剿”和罗卓英、刘建绪两次几十个团的“围剿”，领导同志之间又产生过严重分歧。但是不管形势怎样险恶，鼓舞我们的强大精神力量始终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相信我们的革命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总是要胜利的，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信念，推动着我们从失败和挫折中接受教训，推动着我们在新的斗争中逐步走上成熟，走向新的发展。三年，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但成果也是丰硕的。第一，在敌人的心腹区域沉重地打击敌人，较长期地吸引和牵制了敌人相当数量的兵力。仅以我们进行的两次反“围剿”为例，就先后吸引、牵制了罗、刘两敌各三四十个团的兵力，历时各达八个月之久。其间对敌人力量的消耗与打击是难以用数字表达的。一方面，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长征和南方各游击区的斗争牵制了敌军的主力，这是对浙南游击区斗争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浙南的斗争，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策应了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和掩护了邻近兄弟游击区的斗争。第二，努力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在敌人的心腹地区发动群众，推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并把浙南建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撑点。这个战略支撑点，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三，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培养、锻炼和储备了一支经验丰富的战斗队伍，成为组建新四军的部分骨干力量；并把“先遣抗日”的旗帜胜利地插到了江南敌后，报偿了党和人民四年来所寄予的殷切希望。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是许多党的优秀干部、战士和革命群众鲜血、意志与生命的结晶。挺进师政治部主任（后兼任浙西南特委书记）黄富武同志，领导浙西南反罗卓英“围剿”，于1935年10月30日被俘，坚贞不屈，蒋介石亲自下令，1935年12月12日下午二时许，被杀害于丽水南明门外；师宣传科长王维信同志，于1935年4月底，在斋郎战斗中负重伤牺牲；师组织科长兼地方工作科长（浙西南特委第一任书记）宗孟平同志，于1935年5月在龙泉茶岙岭战斗中牺牲[3]；第一纵队前后两任纵队长朱宝芬、王屏两同志，在开辟浙东地区的斗争中牺牲；第二纵队纵队长李重才同志和政委洪家云同志在反罗卓英的“围剿”时，在浙西南战斗中牺牲；第三纵队纵队长刘汉南同志，1935年9月26日在安仁镇赤源坑战斗中牺牲；第三纵队政委兼龙浦县委书记方志富同志前面已经提到，他于1935年10月7日在龙泉茶园坑战斗中牺牲；第四纵队纵队长王裔三同志和政治委员会李凡林同志，在游击于闽北根据地时牺牲；六支队政委王春华同志，于1935年10月14日在英山附近的战斗中牺牲；还有如地方工作团团长、浙西南特委副书记杨干凡同志，工作干部朱干、杨林同志，第三任浙西南特委书记许信焜同志，以及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等同志，都为坚持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洒下了最后一滴血。还有更多的，我不知道的无数的无名英雄。这些有名的和无名的英雄，他们的革命精神是永垂不朽的！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中庄严地指出：“……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以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我以为三年游击战争中英勇奋斗而牺牲的烈士们，是夺取这些胜利的最光荣的功臣！

（摘自《粟裕回忆录》，作者系红军挺进师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