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莲都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赵加慧

　　七、迎接抗日高潮

　　在国民党的封锁与“围剿”之中，我们的处境虽然极其艰苦，但北上抗日的意志仍很坚定，大家非常关心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希望及时了解党的方针和政策。

　　由于我们早就失去了同党中央和上级党的联系，所以我们每到一地，就千方百计搜集敌人的报纸，从字里行间了解情况，分析形势；并且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通过青年知识分子，搞来上海等地的进步刊物，如邹韬奋办的《大众生活》，从中体会党的方针、政策。当我们看到党中央1935年8月1日发布的《八一宣言》和1935年底提出的《十大纲领》等重要文件的精神后，使我们对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总路线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马上组织学习和宣传。对内，给指战员上形势课，进行思想教育；对外，发表宣言和公开信，说明斗争形势，宣传我党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在游击战争那样艰苦恶劣的环境里，我们没有忽略过共产党人所肩负的政治责任，对于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都力求从我们自己所能理解的水平，表明政治态度。例如，当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我军时，已是1936年1月了。我们当即发表宣言，表示积极支持。1936年6月发生了“两广事变”，当时我正带着挺进师主力转战于浙西南和浙东一带，刘英同志带领“突击队”在浙南开展秘密工作，尽管双方没有联系，但是，都分别发表了反对军阀内战、要求团结抗日的宣言。回想起来，那时我们的思想还是比较能够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的。

　　1937年春，经过多方努力，临时省委同上海党组织建立了联系，接着又经过上海党与中央取得了联系，这对于指导浙南游击区的斗争，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但遗憾的是，那时我已同临时省委失去了联系，仍然处于闭塞的状况之中。

　　1937年5月之后，刘建绪对浙南的“围剿”进入最严重阶段，其残暴程度达到了高峰，真是黎明前的黑暗。但是，此时民族矛盾已空前激烈，“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而我红军主力北上已胜利到达抗日的前进出发地，南方八省的游击根据地的革命红旗始终屹立不倒，全国人民包括海外侨胞又以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斗争紧密配合，国民党蒋介石迫于形势和全国抗日运动高涨的压力，其“北和南剿”的反动方针再也不能推行了。

　　1937年9月，我们正在门阵地区活动，由于消息闭塞，还不知道国共两党已经实现第二次合作。这时从金衢平原上不断传来各种消息和谣言，说什么“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经过仔细分析，我们觉得可能是国共合作了，便派了一支小部队出去调查。这支小部队化装成国民党军队，大摇大摆地开到龙游县溪口镇，进入镇公所，自我介绍说：“我们原在山区剿匪，现在奉命开赴抗日前线，要给县长打电话，了解情况。”镇长帮助给县长挂了电话。县长说：“现在国共合作啦，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要开拔抗日了……”他们问明了情况，收集了些报纸，便返回汇报。

　　我们开了个会，把部队集中起来进行动员教育，同志们听说国共合作了，要抗日了，觉得从1934年7月已接受的先遣抗日任务，很快就能得以执行，都很兴奋。我们要求大家百倍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发生意外。稍后，又给国民党遂昌县政府写了信，要他们派代表来同我们谈判。

　　不久，国民党遂昌县政府派了一个代表来到门阵，请我们下山进城，我们向对方严正表示：为了共同抗日，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战谈判。同时告诉对方，第一，我们将开赴浙南根据地，沿途不得留难；第二，我们已经停止了打土豪，要求对方给我们补充弹药、给养；第三，合作不是投降，改编不是收编，双方是平等的合作，要保持我军的独立性，我们不进城。对方表示，愿意回去报告，并尽快答复我们。

　　鉴于这次谈判可能成功，为了积极迎接民族民主革命高潮，我们即令部队集中于门阵，在小溪右岸驻扎下来，进行政治形势教育，开展练兵活动。与此同时，宣遂汤工委也向群众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并发动群众为部队筹办给养，缝制新衣。

　　过了几天，国民党答应了我们的条件，欢迎我们下山。同时了解到临时省委已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达成了停战协议。我当即决定集中部队开赴浙南平阳，与刘英同志等会合。我们在门阵村头的白沙庙召开了军民联欢会，向群众告别，还请木偶剧团来为群众演出。群众欢天喜地，真象过节一般。

　　我们终于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门阵乡亲，翻山越岭，沿着崎岖的山路南下，绕过遂昌县城，经过石练、湖山、王村口、大潘坑、船寮、青田、大峃，到达飞云江南岸，和刘英同志派来的联络员相遇了。随即一同奔赴平阳北港和刘英同志等胜利会合。这时，我们才知道了闽浙临时省委同国民党谈判的一些情况。

　　临时省委在同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后，逐渐了解到党中央关于联蒋抗日的主张。1937年4月，在刘英同志主持下，以临时省委和省军区名义向浙江国民党当局发出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文电。其时，刘建绪已奉蒋介石之命，在报纸上公开表示，要和我方谈判。双方代表在鳌江进行了三天的谈判。在谈判中国民党代表妄图以和谈为名，迫我投降。我方代表表明了合作抗日的严正立场，揭露了敌人的罪恶阴谋。对方见其阴谋不能得逞，便拿出蒋介石“停抚进剿”的手令相威胁，谈判随即破裂。在全国抗日高潮到来后，刘建绪复于8月间给临时省委送来亲笔信，要求和我方重开谈判。临时省委遂派代表到温州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谈判。9月16日双方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

　　实现两党合作抗日，这是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两个革命战争时期的转变。从浙南地区来说，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还比较自觉。在同国民党的谈判中，我们坚持了原则立场，国民党在军事斗争中没有取得的东西在政治斗争中同样没有得到。

　　挺进师分散游击于浙南各地的游击队先后集中于平阳北港山门街。记得有范连辉、周瑞球、舒雨旺、杨立才、刘亨云、张文碧以及何畏、陈铁军等同志带领的各路部队，共四五百人。这个数字，和1935年初挺进师挺进浙江时的人数相当。但其成员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七军团、十军团的老骨干不太多了，充实了许多新的血液。有浙西南、浙南和闽浙边的一批工农子弟兵，有温州、上海等城市的知识青年。我们的装备虽然不算好，可是作战经验丰富，战斗力是很强的。这支部队随即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下属三个支队和一个教导队。为了加强抗战力量，我们在大墩村举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在山门街畴溪小学开办了“抗日救亡干部学校”。部队补充新兵，加强训练，就地开展群众工作。此时，省委又派了吴毓、龙跃等同志去与中央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