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莲都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赵加慧

　　三、第一次反“围剿”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等于在蒋介石的后院修起了革命的堡垒，枪口相对，这必然是他无法容忍而要加以“平毁”的。革命斗争的实践已经证明，只要实行革命的武装割据，“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是不会平息的。浙江当然不能例外。1935年8月，敌人开始策划对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进行“围剿”。

　　后来查明，蒋介石鉴于保安团对付不了我们，决定调动他的主力部队来“围剿”。国民党军委会在七八月间，先后任命卫立煌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其总指挥部在赵观涛任总指挥时，设在江西上饶，着重对付我抗日先遣队，以后一度移驻福建南平，重点对付闽赣边境。7月下旬移驻浦城，9月中旬移驻浙江江山。该总指挥部制定的《第一期清剿计划》（国民党认为我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只是红军的“残余”，故名“清剿”而不叫“围剿”），确定这次“清剿”要“以各边区大部对粟、刘”，并委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统一指挥。当时，福建、江西、浙江、安徽四省边区受该总指挥部节制的部队共有63个正规团，罗卓英计划以其中的一大半来对付我年轻的浙南游击区。

　　由罗卓英任军长的第十八军，是陈诚起家的老本，装备精良，人员充实，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以后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其师、团长中如黄维、霍揆彰、李树森、宋瑞珂、胡琏、阙汉骞、高魁元等，后来都是国民党军中的著名人物，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此次“围剿”之用心。

　　罗卓英的部队于8月间即由江西向浙江开进。其“围剿”的部署是：以第十四师三个团在北面，第九十四师三个团在东北，第六十七师三个团在东南，浙江四个保安团在南面，第三师两个旅五个团在西南，郜子举“剿共军”第二纵队两个支队四个团在西北。各部构筑碉堡工事，对我浙西南根据地形成包围；又从北面的溪圩经东需（书）到南面的龙泉，构筑一条碉堡线，将整个包围圈剖为东西两半，以其第十一师三个团由龙泉向北机动。十八军军部率其特务团驻丽水。此外，还调第五十六师所属的两个旅六个团，由际下向东南经花桥、举水、荷地直抵泰顺，构成第二道封锁线，以求切断我转向闽北、闽东的退路。敌人集中了三十二个整团共约六七万人的兵力，连同地主武装号称四十个团，妄图围歼我游击队，彻底摧毁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敌人发动新的“围剿”，我们虽早有觉察，但开始判断是刚提升为浙江省保安处长宣铁吾所指挥。当时宣铁吾在遂昌设有“浙南剿匪指挥部”，指挥有四个保安团和十余个保安大队，构筑封锁线，扬言要用“回环压迫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直捣松遂龙间我根据地。我们对国民党浙江省防军的战斗力是心中有数的，而且我们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发展和第一次反“进剿”的胜利所鼓舞，所以在7月底、8月初发起了“八一”大示威，以期打破宣铁吾的“围剿”。直到9月中旬，我们才逐渐查明这次“围剿”是蒋介石直接部署、由罗卓英指挥，并以敌正规军为主体。“八一”大示威虽然给了敌人保安团队和反动地主武装以相当的打击，但却过早地暴露和消耗了我们的力量。形势比我们估计的要严重得多。

　　对付敌人如此大规模的“围剿”，应取何种方针，关系重大。回顾中央苏区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和在周恩来、朱德同志领导下的第四次反“围剿”，都是以运动战歼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特别是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一路敌人被歼灭了，一次“围剿”也就基本上被粉碎了。就是在井冈山时期，自朱、毛两军会合形成红军主力后，也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而现在我们只是一支游击队，我们一次最多只能消灭敌人一个营，或一个保安团。我们必须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来粉碎敌人的“围剿”。游击战很难谈得上防御，也不能大量歼灭敌人；只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我们决定留下第二纵队和第五纵队就地坚持，其余主力部队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敌人，调动敌人，并开辟和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9月下旬，我们由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区南下，在龙泉道太以东敌军第六十七师和第十一师的接合部——蛤湖偷涉龙泉河，突破了敌人的云、龙封锁线，进入浙闽边境。

　　罗卓英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当他查明我游击队主力已突围进入浙闽边境后，知道以数万大军追捕我分散活动的不足千人的游击队，无异“以拳头打跳蚤”，不能奏效。因此，除派一个师约五个团的兵力追堵我军外，仍将几十个团的大部队死死地箍住我纵横一百公里的浙西南中心区，企图彻底摧毁我游击根据地。

　　后来的实践表明，我们将两个纵队的兵力留在浙西南是留得多了。如果我们当时对敌情有足够的估计的话，主力部队还可以少留一些，留下的部队应该化整为零，采取武工队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活动方式坚持斗争。

　　9月19日，罗卓英开始血洗浙西南，前后延续八个多月，直到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才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