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莲都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赵加慧

　　二、创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我们对浙西南地区的具体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实际情况出发，我们选择了龙（泉）浦（城）江（山）遂（昌）和龙（泉）云（和）松（阳）遂（昌）东西两片地区，作为建立第一块游击根据地的基本区域。因为洪家云同志率领的两个连归建之前，在龙浦江遂地区活动过，有一些工作基础，同时和我们有联系的“青帮”组织在这一带也有较大的势力，便于我开展工作。

　　当部队于5月上旬进入到龙、遂、松三县边界地区时，就受到当地“青帮”的热烈欢迎。这个“青帮”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是松阳县安岱后村的陈凤生和斗潭村的卢子敬。陈凤生早年在外地经商时加入“青帮”，但也接触过进步思想，受到过1928年崇安、浦城暴动的影响，向往革命。1930年回乡后，领导了攻打国民党枫坪警察所的武装斗争。卢子敬早年留学日本，受进步思想影响，中途归国，回乡办学校，积极学习与传播革命知识。陈、卢等一些“青帮”首领，实际上是当地很有威望的群众领袖。在他们的领导下，这个“青帮”会众，绝大多数都是当地贫苦的青、壮年农民，有强烈而朴素的革命要求。我们一到，他们就积极靠拢我们，主动表示希望得到共产党的领导。这样我们有了初步的依托，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开辟，起了很好的作用。后来，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建设工作，一些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地区后的第一批地方党员和干部。这时部队已改编为四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支队。除将第四纵队留在龙泉河以南的浙闽边境继续活动以牵制敌人外，我们确定由第一、第二纵队担负开辟基本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其余各部队则由师部率领北进，辗转游击于浙赣路以南的汤溪（现并入金华）、龙游、金华、武义、宣平（现已撤销，分别划入永康[1]、武义等县）、丽水之线，造成声势，迫使敌人北调，以掩护和保障第一、第二纵队开展工作。

　　挺进师在第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作战。北渡龙泉河进入浙西南地区后，我们的任务是要把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我们运用了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方法，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要求每个干部、战士都学会两套本领：打游击，做群众工作。

　　我们这支部队的前身，本是赣东北的子弟兵——红十军，是长于打游击的，后来奉命调往中央苏区，先后整编为第十一军和第七军团，在几次反“围剿”的斗争中，千里转战，已锻炼成为一支长于野战的红军正规兵团。现在要分散打游击，反而要从头学起，最大的困难是不少干部不愿意分开活动。怎么办？只能在实际斗争中来培养和锻炼。当我们于三四月间进入浙江并活动于浙闽边境时，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开始，我们派一个团级干部带一支小部队出去，也很困难。要他们在外面活动半个月，然后在预定的地点跟我们会合。可是，过了三天，他就带着部队回来了。别看才出去三天，人也瘦了，眼睛凹下去了，胡子也长了，无论如何要跟我们一起走，不肯单独行动。以后我们就改变办法：开始不叫他出去半个月，只出去三天，三天后，在什么地方和我们会合，会合后再出去，增加到五天，五天后再到规定地点集合。这样，他们的单独行动的办法多起来了，信心也慢慢增强，以后就提出活动的时间逐次增加到七天、十天、半个月，这样才学会了单独活动。以后甚至一个班长也能够带一支小部队单独活动了。

　　游击队要能自如地活动，根本的一条是要依靠群众，会做群众工作。所以我们一进入浙江，就向部队提出了这项要求。因为是新区，群众对我们不了解，加之语言不通，又受到敌人反动宣传的欺骗，群众难免有些害怕。他们听说红军来了，就躲起来，有的则被国民党反动派胁迫着离开了村庄。有时，我们连一个向导也不容易找到，筹措粮食给养更是困难。为了向群众进行宣传工作，有时只好叫自己的侦察员化装成逃跑的群众，口里减着：“红军来了！红军来了！”群众也跟着跑出来了，侦察员再把群众拦下来，向他们说明情况，请他们带路，讲定每带十里路给一块银洋。当时我们的银洋还比较多。利用群众带路的机会，我们就做宣传。这样，得到了利益，又听我们讲了道理，知道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子弟兵，反对国民党抽丁拉夫和摊派苛捐杂税，纪律又好，确是爱护群众的。一传十、十传百，就不再相信国民党那一套骗人的鬼话了。在前一阶段的这些活动中，我们了解群众的疾苦，熟悉他们的风俗习惯，学习一些浙南方言，积累了一些开展群众工作的新经验。这对于我们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是很有作用的。

　　浙西南山区在反动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和敲诈勒索下，农民生活极其困苦，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加之头年大旱，作物歉收，这一年春天又发大水，春花荡然，到处是灾民、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面对这个现实，我们公开提出“打土豪，开仓济贫，帮助群众战胜夏荒”，深入发动群众斗争。

　　此时浙江保安团队被我主力部队吸引和牵制在外，国民党兵力空虚，不得不集中那有限的兵力守城而放松农村。我们也不集中部队攻城，而在广大农村辗转游击。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将国民党的区、乡武装消灭，区、乡、保长和土豪劣绅四处逃散；逃散不及而被我们捕获的，则按实际情况区别对待。罪恶多、民愤大的，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坚决镇压，没收他们的财产，分配给贫苦群众。如5月17日我们袭占了松阳重镇古市，公开处决了反动镇长和巡官；5月21日袭击龙游溪口，又镇压了罪大恶极的第三公安分局长。这样就给了阶级敌人以沉重打击，使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从反动统治阶级的千年压榨下挺立起来，砸碎身上的枷锁，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这是浙南人民空前规模的革命壮举，也是全国革命低潮中一个局部的高潮，来势迅猛。我军所到之处，都有大批大批的群众跟着，簇拥着，复仇的呐喊声，胜利的欢呼声，山鸣谷应，日夜不绝。反动区、乡政权瓦解了，接着就建起农民、青年、妇女、赤卫队等各种革命群众组织。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宣布所采取的革命行政措施。就这样，一个崭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的雏形便在浙西南地区出现了。

　　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使得浙江统治集团十分惊恐。4月6日《东南日报》报道，“浙省无匪迹……治安绝无问题”。可是转眼之间，来自仙霞岭的革命霞光，已照映得浙西南一片火红。于是惊呼：“松遂龙各县大半赤化。”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与省保安处副处长宣铁吾等赶忙集议，决定“进剿”，妄图将我挺进师消灭于立足未稳之际。

　　敌人这次“进剿”，是以浙江保安团为主体，纠合地主反动武装进行的。国民党在浙江原有七个保安团，3月间，省保安处长俞济时带着三个团到宜昌去了，留有四个团，全部用上；又调集了全省15个保安大队中的11个，以及刚从南京调来不久的税警团一个团，合计约八九个团的兵力，由蒋志英、陈式正统一指挥，分四路向我进攻。我军参照前一段时间对付保安团的经验，决定将主力分为南、北两路，趁敌人尚在运动中，先一着跳出去，转入敌后，打击敌人，以便把敌人调出中心区，使中心区的工作能继续坚持和开展。

　　当我南路部队向西南方向出动的时候，师部则率主力北上。开始，我们日夜兼程地指向汤溪县城，在敌人拼命加固城防的时候，我们又迅速折向遂昌的门阵一带，在那里发动群众，斗争土豪劣绅，书写标语，扩大宣传。然后留下20多人就地开展游击活动，以掩护群众的革命斗争，主力则由当地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带路，直奔上阳村。接着又由上阳村的数十名农民积极分子配合，进袭南坑。我们每到一处，发动群众，惩处恶霸，吸收青年积极分子加入红军，搞得热火朝天。就这样，我们在汤溪、龙游、金华、宣平、遂昌之间辗转游击了十多天，把革命烈火引到了浙赣铁路线。浙赣线受到我们的威胁，各地告急的文电接连发到了杭州，敌人的“进剿”计划眼看要破产，黄绍竑坐卧不安，打着“推行新运（即蒋介石搞的“新生活运动”）、抚慰灾民”的旗号，带着一个仕官教育团前来助威。这一期仕官教育团集中训练的是浙江各县的基干队长和常备队长，他们是浙江保安队的反共骨干。仕官教育团装备比较精良，黄绍竑等视为“怀中利剑”，于6月12日亲自带到金华，以振奋浙西南地区的反动势力。我军侦知消息后，预为布置，以逸待劳，给敌仕官团以突然打击。先于14日在宣平北乡之吴宅歼其一个整连，接着又奔袭小溪口，再歼其一个连，这两个连队的装备，全部为我缴获。黄绍竑受此打击后，于20日匆匆跑回杭州。敌人的第一次“进剿”遂告失败。

　　在武装斗争的保卫下，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得到迅速发展。松遂之间的安岱后、大泮坑、大横坑、苏马坪，龙遂之间的玉岩、枫坪、小吉、上田、东畲，遂西南的王村口、独口，龙西的碧龙、住溪，福建浦城的毛洋，甚至丽水的雅溪、曳岭、丽云，龙南的上田、季山头、黄桶……几乎是一片火红。在这些基本地区内建立了红色游击队，发展了群众武装，各种革命群众组织普遍建立，住溪、王村口、官塘、枫坪、谷陈等地建立了临时的苏维埃政府。8月，群众开始了紧张的查田运动，量地插标，准备分配青苗和土地。

　　这时，挺进师已发展到近千人，扩编为五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支队，连地方工作人员一起，不下两千人。地方武装也有千余人。我们的师部和领导中心放在王村口，还建立了后方基地。王村口的后山就有军需物资供应站、军械修理所和伤病员休养所。

　　从1935年5月到9月中旬，前后四个半月，我们在浙江建立的第一块游击根据地，已在江山、浦城、龙泉、遂昌、松阳五县之间建立起来，纵横百余公里。而游击区域则发展到北抵浙赣路，南到浙闽边界西段，西及赣、闽边境，东到丽水、宣平的广大地区。武装斗争为建设根据地打开了道路并提供了保障，根据地建设支持了武装斗争。我们初步实现了党中央交付的任务，在浙江站住了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