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莲都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赵加慧

　　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和恐慌。1940年上半年，国民党顽固派取消各县的乡村建设指导室，将各县的政工队改组为三青团管辖的青年服务队，致使在各县政府机关和政工队、合作工作队、乡村建设指导室、民众教育馆工作的中共党员、进步青年被排挤，失去公开合法职业，无法立足。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逆流，为预防突然事变，减小损失，1940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决定，将老区工作与新区工作分开，中共处属特委改为中共闽浙边委员会（简称闽浙边委），负责老区工作，下辖龙泉县委、遂昌县委、江（山）浦（城）县委、云和县委和松阳县工委，机关驻地为龙泉县住龙乡水塔和宝溪乡高山、胡住溪等地；建立中共丽水中心县委，傅振军任书记，负责新区工作，下辖丽水县的三个直属区委和两个分区委、青田县委、缙云县工委，机关驻地为丽水县城。根据中共中央和浙江省委的指示，丽水中心县委和闽浙边委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分开，逐步撤离政治面貌有所暴露的干部，其中大部分撤至皖南新四军部队中。

　　1940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对中共丽水中心县委领导的青田县石帆地区、中共浙南特委领导的青（田）景（宁）丽（水）云（和）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进攻，一批基层中共组织遭破坏。12月，闽浙边委委员、组织部长周源在边委会议上传达中共中央东南局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会议决定建立中共龙（泉）云（和）边县委和龙（泉）庆（元）边县委。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白色恐怖笼罩全省。浙西南各地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抗日救亡形势急转直下。中共浙江省委决定， 中共丽水中心县委改为中共处属特委，云和、景宁两县党的工作从闽浙边委划归处属特委领导。同月，国民党顽固派向闽浙边委工作地区展开军事进攻，大批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被迫自新脱党，基层中共组织遭严重破坏。龙（泉）云（和）边县委书记遭袭击牺牲，龙（泉）庆（元）边县委书记被捕，两县委遭破坏。闽浙边委和龙泉县委机关从乡村隐蔽上山。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使国共合作、如火如荼的浙西南抗日救亡局面荡然无存。闽浙边委、遂昌中心县委、龙泉县委采取单线联系，全力恢复、巩固基层组织。

　　1941年4月，根据东南局指示，省委领导机关从丽水重新迁到温州。9月，省委指示处属特委配合开展省委领导机关迁到福建浦城山区的工作。同年冬，处属特委将党的委员会制改为单线联系的特派员制，开始执行“隐蔽精干”方针。而闽浙边委干部以集中上山隐蔽方式坚持斗争，仍然开展打土豪筹集活动经费，招致国民党顽固派更加严厉的军事进攻，斗争环境日益恶化。

　　1942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刘英在温州被捕（5月牺牲），浙江省委遭破坏。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借此彻底摧毁浙江的中共组织，加紧“清剿”浙西南、浙南各地的中共组织。同月，省委交给处属特委保管的电台被国民党顽固派搜走；中共遂昌中心县委遭破坏。3月，连续遭受国民党军“追剿”的闽浙边委和龙泉县委领导机关为了摆脱困境，保存力量，决定撤离龙泉，向遂昌、宣平转移。5月，因叛徒出卖，转移途中的闽浙边委机关在遂昌县山井村遭国民党军袭击，书记张麒麟牺牲，边委遭破坏。在此革命斗争陷入困境之时，幸存的三名闽浙边委委员在遂昌召开党员骨干会议，吊唁烈士、坚定信念、增强信心。会议决定，组建中共闽浙边临时委员会（简称闽浙边临委），独立担当起领导闽浙边革命斗争的重任。从此，闽浙边临委和处属特委在既无上级领导、又断绝经费来源的困境下，独立、顽强地坚持领导革命斗争。

　　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破坏性地轰炸浙赣境内的丽水、衢州、玉山等机场，以期解除美军对日本本土的空中威胁，并掠夺该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6月开始，缙云、丽水、青田、遂昌、松阳等县相继遭日军地面入侵。日军到处烧杀淫掠，狂轰滥炸，并以细菌战残害浙西南人民。日军的暴行，激起丽水军民的强烈愤慨，中共组织不顾遭受国民党顽固派“剿共清乡”的恶劣环境，积极带领群众抗击日军暴行。其中，7月31日，青田县万山村支部组织30余名党员、民兵开展了抗日护矿斗争，将日军装袋待运的钼矿砂倒入山涧，拆毁其采矿机器零件。

　　在6月24日丽水城沦陷前夕，中共处属特委将领导机关从丽水城郊先后迁移到丽水县北埠及云和县山锦、岗头庵等山村，两次召开特委会议，研究贯彻隐蔽精干方针。会议认为，在党组织未建立武装的情况下，还不能直接抗击日军入侵，只能组织、带领群众避免或减少遭日军蹂躏，灵活机动地打击零星的日军。会议决定，所属干部改变活动方式，或隐蔽在农村党员家中，专职开展地下工作；或白天以小货郎、做短工等为掩护开展联络工作，夜间进村开展群众工作，以便既开展了工作，又解决了自身生存问题。由此，处属特委不仅巩固了原有工作地区，而且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开辟了新的工作地区。

　　与此同时，1942年3月，中共浙南特委领导机关隐蔽至景宁县梅岐山区。在浙南特委的直接指导下，青（田）景（宁）丽（水）边区党组织得到发展，干部思想教育得到加强。但是，在国民党武装的“清乡”下，一批县、区委干部相继叛变，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迭遭破坏。在此前后，从皖南事变中突围以及从上饶集中营脱险的数十名新四军干部，其中包括著名共产党人冯雪峰， 相继辗转到浙西南山区，受到浙江省第二儿童保育院中共组织的保护，然后辗转归队。处属特委还根据浙江省铁工厂被迁移的情况，及时转移疏散工人党员到新地区隐蔽。1944年春，遂（昌）宣（平）汤（溪）边区又遭国民党武装“清剿”，活动在该边区的中共闽浙边临委机关面临危机，在当地党员掩护下得以脱险，被迫转移到遂（昌）龙（游）边境和遂昌县白马山区，与中共遂昌县特派员机关一起坚持斗争。4月，浙南特委领导机关迁离景宁县境，当地幸存的干部不得不转移到青田以及丽（水）青（田）松（阳）边区隐蔽坚持。

　　与此同时，1944年春，中共处属特委与浙东区党委取得联系。为便于与浙东区党委联系，处属特委领导机关从丽水县境迁移到缙云县南部山区。经处属特委帮助，闽浙边临委也与浙东区党委取得了联系。由此，处属特委和闽浙边临委从浙东区党委那里看到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文件，得到了浙东党区委工作上的指导和经费上的支援。

　　处属特委根据浙东区党委的指导，大力开辟新区，向浙东方向发展；建立武工队和民兵，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武装保卫党组织的基本地区；开仓分粮，救济灾民度粮荒；从隐蔽转向领导开展半公开的武装自卫斗争；从众多要求参军的党员、进步青年中先后选送70多人到浙东参加新四军，支援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处属特委工作地区革命形势出现了新局面。闽浙边临委根据浙东区党委的指导，实行干部“群众化、社会化、职业化”，以做小生意、开荒种地、办砖瓦厂等各种职业为掩护，开展生产自救和群众工作，由此走出困境，革命斗争再未遭受重大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