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莲都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赵加慧
在中共组织的帮助和推动下,浙江省政府颁布了以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基础制定的《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简称《纲领》)。《纲领》的颁布实施,使抗战初期的浙江有了一个国共两党共同遵循的政治基础, 为推动浙江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支援皖南新四军抗战,经省政府同意,在温州、平阳和丽水等地设立了新四军办事机构。经中共党员建议,浙江省政府号召全省各县建立战时政治工作队(简称政工队),其队员多为中共党员。由于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政工队成了动员、组织民众抗日的重要力量,是浙江“战时政治进步的表现之一”。抗战初期,浙江抗日救亡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在浙西南,各种救亡团体、报刊和书店大量涌现。1939年2月,在中共浙江省委的协助下,散落在闽浙两省的台湾同胞组建的“台湾义勇队”在金华成立,其队员一度发展到200余人。它以浙江为基地,活跃在东南各省,宣传和动员民众参加救亡,为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发展战时经济,增强抗战实力,中共组织通过统战关系,先后向省政府提出一系列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工作建议:建议将云和、龙泉、遂昌三县从省民政厅划归省建设厅管辖,列为“战时经济建设实验县”,并推荐进步人士担任县长;建议建立丽水太平、云和小顺、松阳古市、遂昌大柘、龙泉八都、庆元竹口、青田海口、宣平曳岭等八个“特约战时经济建设实验区”;建议在省建设厅内设立“战时合作事业管理处”,下设省战时合作工作总队和合作事业促进会,在浙西南十县建立合作工作指导室和合作工作队。 这些建议经省政府同意后实施,中共组织通过省建设厅,先后分数批将数百名中共党员、进步青年派往各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这些中共党员、进步青年以乡村建设指导员、政工队队员、合作工作队队员、民众教育馆馆员等公开、合法身份,宣传实施《纲领》,激发了浙西南民众的抗日救亡热情;数万青壮年参军上前线,壮大了抗日武装;民主选举乡保甲长,刷新政治、改革乡政;推行二五减租政策,减轻了农民负担,调动了农民参加抗日救亡的热情;开展了农村合作事业,扩大了茶、棉、桑、油桐、麻等经济特产的生产,发展了农村经济建设,增强了抗战实力,提高了农民收入。浙西南中共组织抓住国共合作机会,积极开展工作,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使浙西南出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民抗战”的群众性抗日救亡高潮。通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共组织自身迅速恢复、发展、壮大。 1938年5月,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决定,浙西南各地中共组织实行统一领导,中共浙西南特委改为中共处属特委,撤销浙南特别工委,所属组织划归处属特委领导。至此,坚持浙西南革命斗争的红军干部与外地知识青年干部会合,不同组织系统的中共组织统一到处属特委的领导之下。处属特委机关驻龙泉县水塔村,丽水城内的工作由特委委员张贵卿、周源等负责。临时省委在丽水城内设立了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开辟了从丽水到皖南的交通线路。此后,丽水和上海、温州等地的抗战物资, 经丽水输送到新四军部队,许多中共党员、进步青年通过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介绍,奔赴皖南、延安投身抗日救国。 在国共合作抗日中,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逆流。1938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袭击、查封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逮捕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谢文清等7人。为避免再遭损失,省委主动关闭设在丽水的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动方针,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浙西南,国民党顽固派查封进步书店,捕杀共产党员,中共组织从原来公开和半公开的活动方式被迫转入地下活动;身份有所暴露的中共党员被迫从政府机关和政工队等抗日救亡团体中撤离。 1939年3月,根据众多机关、企事业单位撤到浙西南,浙西南逐步成为浙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浙西南的抗日救亡形势还处于发展阶段的情况,为更好地领导全省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中共浙江省委领导机关从温州迁驻丽水城内,并建立多处秘密工作、联络机关,开始在丽水城领导全省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4月2日至3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视察东南抗日前哨工作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到丽水视察抗战工作,视察了位于云和县小顺的浙江省铁工总厂,为工人作抗战演讲,激发了浙西南民众的抗战热情。4月5日,浙江省委领导成员从丽水出发到金华听取周恩来指示。周恩来向浙江省委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对党在浙江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周恩来指出:浙江党的组织经过 1938年的大发展, 今后要加强巩固工作。虽然也要继续发展,但巩固重于发展,质量重于数量。对来历不明、政治面目不清的党员要进行审查,严防国民党特务和汉奸混入党组织。同时,要加强党员教育,培养军事干部,派他们到沦陷区去工作。省委将周恩来的指示以《关于学习贯彻周恩来同志指示的决定》发到各地,对全省党组织提出新的工作要求。省委在丽水先后召开了全省宣传工作会议、全省妇女工作会议,筹备了全省组织工作会议、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与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同志建立了秘密联络。 浙西南成了浙江抗战的大后方,又一度是中共浙江省委的机关驻地,因此浙西南也成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新四军军部在浙江的一个重要工作地区。东南分局设有专职政治交通员,负责与浙江省委的联络,并给浙江省委配备了电台及电台技术人员。省委将电台架设在龙泉老区,由处属特委具体负责使用、保护和传送电文。 1939年4月11日至13日,中共处属地区代表会议在龙泉召开。会议听取了特委书记张麒麟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总结了抗战以来处属地区党的工作,部署了今后的工作,选举张麒麟、周源、傅振军为出席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这是民主革命时期浙西南唯一的一次全区党员代表会议。1939年7月,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平阳召开。处属地区代表张麒麟、周源、傅振军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刘英代表省委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以刘英为书记的新的浙江省委和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 通过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浙西南中共组织自身得到快速发展。到 1940年 6月,中共处属特委下辖龙泉、遂昌、江(山)浦(城)、云和、庆元、丽水、青田七个县委,宣(平)遂(昌)汤(溪)、景宁、松阳三个县工作委员会,宣平、缙云两个县特别支部,共12个县级组织和浙江省铁工总厂党委,下属26个区委 5个分区委 200余个支部,党员人数从1937年的1219人发展到1940年的488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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