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时所处的环境及中共中央的新政策

　　远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保持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任务。

　　1934年中共五中全会更有进一步的重要指示：“帝国主义侵略的加紧与国民党的无耻投降，给了我们以良好的机会，去加强和扩大群众的反帝斗争，党必须坚决的为着创造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而斗争；这个统一战线必须依据在明了通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纲领之上，而且在一切反帝斗争的形势中实现起来，并在这统一战线之中，加强与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

　　1934年4月，中共中央给各省与市委一封信中，同样的这样正确指出：最近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整个华北的急进，美帝国主义对于川、康、新疆、班洪的侵略，以及其它帝国义积极的活动与国民党法西斯蒂最露骨的投降和出卖，表明中国民族已经到了新的严重的关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正以哀的美敦书的方式提出占领华北统治中国的条件，与卖国贼黄郛、汪精卫、蒋介石等谈判。这一谈判在南昌会议以后已经具体化，有吉在上海与黄郛的会面及其进京的任务，就是最后确定这谈判的内容。与这一谈判同时进行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疯狂的军事行动。现在华北已经充满了日本与满洲国的军队，及其他各种各色的武装力量，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示威，计划布置，正表明整个华北与全中国的劳苦群众都直接处在帝国主义炮弹刺刀威胁之下。最无耻的蒋介石，已经答应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要求，目前正以种种武断宣传来掩饰这一露骨的大出卖，一面否认华北形势的严重，要全国民众不要“大惊小怪”，同时拼命宣传中国无力抵抗帝国主义，来证明他出卖中国签订卖国条约是“合理”的。他以“复兴民族”的口号来麻醉群众，进行所谓“生产建设”文化统治“新生活运动”等等转移广大民众对于他卖国投降的愤怒，并以此为围剿苏区压榨工农劳苦群众的旗帜。不仅如此，他现在公开的颂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雄飞东西”的威风，积极实行他与日本帝国主义所订立的反苏的军事同盟的密约，恭请溥仪入关，将黄河以北地区作为朝见的观礼。在允许自治的名义下，把内蒙古送给日本帝国主义；借口“开发西北”“整理边疆”，派遣大批爪牙和武装深入陕、甘、新疆，镇压弱小民族，以执行日本军阀荒木的西进政策与英帝国主义反苏的阴谋，企图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先锋，干涉外蒙共和国，从那里侵入苏联的领土。另方面，在“复兴民族”的口号之下，拼命的进行法西斯蒂化与白色恐怖，企图造成民众对国民党新的幻想，并将广大劳苦群众反帝反蒋介石的斗争沉没到血海中去。

　　中共中央鉴于当时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亡国灭种的条约接踵而来，它不仅及时的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不战胜日寇，不驱逐日寇出中国，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是不可能的，而且在极端困难与残酷的五次围剿中，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实行对日直接作战。故虽处在极端严重的情势中，特别是残酷的五次围剿中，本着为国忠诚、忍痛牺牲的精神，从前线主力红军中抽调红七军团为中国人民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1]，实行它北上抗日的任务。另方面，通电号召国内外男女同胞、各党派、各阶层、各友军、各地各级党政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挽救当前的民族危机和争取主权领土的完整。

　　高举鲜红旗帜而行动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全体将士，本着忠实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与党的事业，抱着英勇而又顽强的斗争精神，遂于1934年7月7日[由]红色首都瑞金出发，实行它郑重而又光荣的北上抗日任务。正因为红七军团在行动上、政治上表明了自己的先进与抗日先锋模范作用，它不仅冲破了南京政府首席顾问赛克特的堡垒政策，而且给了尾追与拦阻北上抗日先遣队去路的军队以严厉的打击，它得到全国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军队及各阶层的先进人士热烈的同情与拥护，同样的它得到世界先进人士的同情和赞许。它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者与组织者，它是中华民族不会亡的模范战士与对日作战直接的先锋队，它在中华民族解放史上，业已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与永垂不朽的声誉。

　　这正如洛甫同志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论文中所指出的：“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自它产生之日起，直到今天，始终为了民族的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而英勇的奋斗着，不论国内外形势如何变动，以及它处在何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之下，然而它总是向着这个总的目标前仆后继的进行与奋斗着。”

　　二、中共中央给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

　　1.党中央与军委会派遣七军团到敌人的深远后方进行广大的游击活动，与在敌人最受威胁的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红七军团应在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下，经过福建而到达浙皖赣边行动，号召与组织一切抗日的友军，抗日的人民以及广大先进的人士，一致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在七军团肩上放着郑重与光荣的军事的政治的任务(关于军事任务详作战命令)，而且政治的任务是更加重大。因此，先遣队必须在党的彻底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口号之下，宣传发动与组织广大民众进行各种各色的反日反帝的民族解放斗争。

　　3.高举着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而行动的七军团应在自己的行动中，最明显的表明着自己是有组织的、英勇的、守纪律的、先进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队；应该以自己的英勇行动，坚忍不拔的意志及加强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去告诉和指示最广大的劳苦工农群众，怎样才能够进行胜利的民族革命战争，而挽救当前的民族危机，争取主权领土的完整。

　　4.如果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与土地革命分割或对立起来，将是极端的错误。七军团在自己的行动中，应该表明自己是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5.为着保证七军团肩上的伟大的政治与军事任务的完成，必须最高度的加强部队中的政治工作，提高战士的觉悟性与政治水平；提高与巩固部队的纪律，必须与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作严格斗争；应该不倦怠的进行吸收积极的革命分子加入自己的队伍；应该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及在胜利的作战之中，扩大自己的部队，并由中央代表及军政首长组织军团革命军委处理一切政治与军事的问题。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国内外形势如何变动与它处在何种艰难困苦环境中，它总是向着这个总的目标前仆后继的进行与奋斗着，而且它处在当时极端残酷的五次围剿中，始终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不屈不挠与艰难困苦的奋斗。

　　三、北上抗日的经过及几次主要战斗的检讨

　　中国人民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忠诚的接受了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所给予它的北上抗日任务之后，便于1934年7月7日由红色首都瑞金，在万民欢呼的护送中，开始了它北上抗日的行动。经长汀、清流，占领大田县，继向闽清前进，渡过闽江，占领古田县城[2]，胜利的到达闽东游击区域，即分驻于连江县属的桃源之线。经数日的休息、整理与动员后，则向福州城进发[3]。这一行动的主要意义，是为了进一步的号召全国友党友军及各阶层的先进人士，一致地响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配合主力红军反抗敌人的五次围剿。但由于先遣队本身存在着某些的弱点与当时所处环境的关系，围攻福州的战斗经三昼夜之久，终于自动的退出战斗而回师闽东游击区域，整顿本身与加强闽东党及闽东独立师党政军的领导，特别是检讨了闽东过去的工作与给予今后工作的指示。

　　根据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与围绕在先遣队行动周围的情势，红七军团是可以攻克福州的，但当时为什么没有攻克呢？主要的原因如下：

　　(一)战斗的布置不够周密，侦察工作做得太差，致影响整个战斗和兵力上的使用。对于福州周围的地形地物不了解，以致对于部署的布置与兵力使用不适当。如当时将主力用于西南门，但西南门方面不仅有十九路军事变时所建筑的强固的堡垒，同时绕城的内河和湖泊是很多的；在东北方面，不但城墙业已拆去，且飞机场也建筑在该地，同时内河湖泊也极少，假如当时有可靠的同志或群众引路，则以少数的兵力，佯攻西南门，而以主力攻击东北门，是很可能攻克福州的。因为当时福州城仅有王敬九的两个团和一些毫无战斗经验的警察，就是王敬九部也是先遣队沿途击溃的败兵，且士气与战斗力亦不强，特别是部队中不愿意与先遣队作战的情绪相当的普遍。

　　(二)当时福州周围党的组织是异常薄弱的，特别是福州的工运薄弱，致未能取得当地党与福州市工人更多的帮助和适当的配合，以致先遣队围攻福州三昼夜之久，始终得不到各方的消息而影响到七军团的军事行动与围攻福州整个战斗任务的完成。因此可见，党与群众力量的伟大及其配合军事行动的重要性。

　　(三)几个主要干部不够团结，影响到意见的不一致。另方面，对军委给七军团围攻福州命令的了解亦是很不深刻。如认为军委会只要先遣队“相机占领福州，而不是肯定占领福州的任务”。同时叛徒曾洪易身为中央代表，不仅毫无意见提出，而处处表示没有决心战斗。此外寻淮洲和乐少华两同志之间，亦缺乏同志态度，以致不断的闹私人意见，特别是**同志那种“打也可以，不打也要得”的决心是极不利和不该的。

　　(四)攻打城市的经验还是很差，政治上的动员也做得不够。虽然红七军团有攻打沙县、尤溪等城市的经验，然而攻打尤沙城市与进攻福州的过程有着许多不同的情景(如时间不允许久战，准备工作不充分，友军的配合以及环境等)；另方面，战斗的政治动员亦缺乏深入和普遍。特别是政治工作的动员与军事行动的配合上做得很差。围攻福州的战斗自动撤退后，经一礼拜的整理与训练，则攻占罗源县城与袭击宁德县，另方面分兵占领西洋镇与木洋[穆阳]镇，继行经梅溪、下庄，一举而攻克浙江省属之庆元县域。翌日与浙保三、四两团遭遇于竹口，由于先遣队全体将士英勇善战及指挥上的灵活，经数小时猛烈的攻击，卒将凭险抵抗的浙保两团打得溃不成军，使蒋志英(浙保副处长)不得不深夜逃窜龙泉城。是役缴获迫击炮2门、机关枪10余挺、长短枪400余支，活捉庆元县长***[4]。当日进至小梅镇宿营。翌日本可乘胜进占龙泉县与在有利的条件之下，打击尾追先遣队之四十九师，但由于军团首长战斗意志的不够坚强，进至龙泉八都镇经党溪，经忠信街与四十九师接触。此时极大多数指战员作战情绪非常高涨，且有闽北苏区的依靠，但由于军团首长不愿作战，终于是日进驻闽北浦城县属之古楼休息与整理部队三天，另方面给了闽北党工作上的指示。事后接到中央和军委的指示，责成中央代表与军团首长派遣得力的游击部队在闽浙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号召与组织广大人民一致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改善人民生活，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另方面应以极大的力量去破坏浙赣铁路，以使先遣队的任务顺利完成。除由先遣队留一个营在该地长期行动外，主力经江山县属之廿八都、仙霞岭、石门而进占清湖镇，并派出两个营分途的破坏浙赣铁路，继则集中主力攻克常山城，缴获颇多，并获得很多军用品。继经浙江边界之白沙关、童家坊、石人殿而进驻崇溪[5]。除检讨了先遣队由瑞金出发至闽浙赣苏区时的党政军及居民工作外，则以全力整顿补充与训练自己的部属，及解决七军团几个主要干部间某些无原则的纠纷，特别是关于叛徒曾洪易对先遣部队不负责，及毫无作战决心的机会主义动摇的倾向，加以彻底揭发，同样的指出了军团首长对于中央及军委命令的执行表现不重视之态度与失去自己战斗信心之表现，是极端错误的。越数日，中央及军委责成闽浙赣省委负责人、红十军团之领导者、中共的优秀干部、民族英雄方志敏同志组织更强有力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并具体布置捍卫闽浙赣苏区之工作。经闽浙赣省委几个负责者及先遣队几个主要干部会商后，除布置闽浙赣边党政军及群众工作外，当时对于各方面主要干部的配备是：闽浙赣省委主要负责者曾洪易、组织部长关英同志、青年兼宣传部长胡仰山、先遣队军团长刘畴西、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原七军团改为十九师，十军团改为廿及廿一师[6]，十九师师长寻淮洲，政治委员兼主任聂洪钧、参谋长王如痴；廿师师长、政治委员则由军团长、政治委员兼任；廿一师师长胡天桃。各级干部配备就绪，闽浙赣苏区反抗敌人五次围剿的计划布置完毕后，十九师仍为先遣队，军团政治部亦随十九师行动。经怀玉山及德兴县之东北，深夜兼程的袭击了常山县，但因敌情变动，经芳村而到达白马，当日所得的情报，蒋志英率浙保两团业已尾追，于是遂决意给其严厉的打击。由于十九师英勇善战，蒋志英败退回常山，我先头部队尾追至芳村，蒋志英手部受伤，是役缴获颇多。于是经上坊，渡过新安江向分水县前进，距分水县城约四十里之处，与补充王旅[7]遭遇，经先遣队猛烈的冲击后，将敌全部击溃。但因敌情与任务的关系进至河村，距徽州府仅十里处通过，该城当时只有驻兵一连，沿途群众纷纷请求先遣队打徽州，但因部队过于疲劳，且预计敌人增援部队可能赶上，于是经绩溪县附近一举而攻占旌德县，缴获军用品及西药颇多。翌日，经大坟与泾县宣城之间威胁芜湖，后得军委及军团首长的命令，要十九师(即红七军团)回师黄山附近与主力汇合。于是经青弋江、章家渡、茂林、铜岭、太平县附近，在新村[8]与主力汇合，并经中央批准以方志敏、乐少华、刘畴西、涂振农[9]、刘英5同志组织政治委员会，以方志敏同志为书记。该会职权是闽浙赣皖及先遣队行动区域中党政军最高的领导机关，另方面重新配备了团以上的干部。一切问题布置就绪后，经黄山到达古竹溪，翌日经汤口、黄山脚抵谭家桥宿营。是日所得的情报：南京政府为防范与拦阻北上抗日先遣队去路，以及所谓藉以“避免国际纠纷和听闻起见”，派遣了五个正式师、两个独立旅，另浙皖保安团四个团，采取“煮豆燃豆萁，自残同种”，以及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的政策，企图一举而扑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者与组织者——中国人民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当时对方的布置：两师另一旅和两个团沿京[宁]芜铁道向徽州前进；一个师及补充王旅则经南陵、泾县、太平，沿汽车路向黄山前进；另两师两团则经青阳、石埭向祁门、黟县前进。当时政委会讨论的结果，认为左右两翼之敌则以皖南独立师[10]及游击队迷路与牵制它，主力突破敌人中央纵队，同时左右两翼之敌靠得很拢，中央纵队之主力在八时内不能赶上前卫队补充王旅。且补充王旅经我军于分水县附近击溃后，不仅士气很坏，部队的劳疲现象亦很普遍；另方面，在分水县附近作战时，只我十九师与之对抗，尚能击其溃不成军，以此我们以三师之众来攻疲倦溃败的独立王旅，不但在兵力上占着绝对的优势，且地形、群众条件及士气亦利于我军作战，若中央纵队被我突破，则结集主力配合皖南地方武装及独立师打击与消灭敌人之右纵队。翌晨一时半出发，距谭家桥十里之处布置埋伏侧击战斗，当时我军部署的布置大略如下：

　　随军教导团附地雷挨丝炮[11]队，在正西沿马路两旁布置适当的地雷与挨丝炮，如未发现我主力埋伏于两旁，直待敌人进入火网内，才采取一致的动作给敌人极大的杀伤；否则需待主力打响后，才从正面动作。十九师埋伏于左侧翼的第一线，主要的任务是：正面或廿师或廿一师打响后，十九师应以全力截断敌人的归路；另方面如敌向太平县溃退时，十九师应以主力尾追该敌。廿师、廿一师则集结于十九师的右翼。他的任务是：如敌人向正面前进而未发现我主力时，直到我正面部队接触与沿马路之地雷挨丝炮爆发后，二十师、廿一师即同时出击消灭敌人于黄山脚附近。当我部队布置完毕后，约上午十时光景，敌之先头部队向两边用威力搜索前进，余则行进间停止休息。此时我高级指挥员已饬各部待敌行进时才开始动作，不料部队走火三枪，引起敌人注意，于是敌人立即集结部队并加派部队占领沿马路的阵地。此时我廿师及廿一师不听军团号令，加之出击动作不一致，结果十九师只用兵力一个连，廿师及廿一师由于野战经验太差，动作又不一致，而影响整个的战局，这一十分有把握消灭补充王旅的战斗，竟形成对峙的战局。特别是在此次战争中，极大部分的主要干部负伤与阵亡，如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同志(即前七军团军团长)负伤，但伤过重，经数日后光荣的牺牲了。政治部主任刘英同志亦负重伤，乐同志因愤主要干部负伤过多，竟带保卫队一排人向敌反攻而胸负伤。廿一师政委负伤、师长阵亡[12]，军团保卫局长周群同志亦于分水之役负伤截去右脚。正因为如此，到谭家桥战斗后，全军党政军的工作处于停顿的状态，以致作战的意志大为削弱，特别是刘畴西同志作战决心不果断，军事行动迟慢，致引起极大多数红色指战员的非常不满，甚至有痛哭军团长不愿作战的表现和议论。兹将此次战斗为何不能争取胜利及其主要原因特作如下的概括：

　　1.轻敌的观念：当时在部队中是普遍的现象，认为补充王旅是不经一击的部队，不是我们的敌手，以致骄傲自满和轻敌，这是兵法上说的“骄兵必败”的教训。

　　2.动作不一致，尤其是不服从军团号令致遭敌各个击破，这证明服从命令听指挥是革命军队战胜敌人的主要条件之一，否则不但不能战胜敌人，而且会吃亏以至于自我灭亡。

　　3.当敌人业已占领主要阵地，且我主力已退出战斗，凭着几个干部一时的热情反突击，这不但不能解决战斗，同时使自身[遭受]损失是不应该的。当时先遣队几个主要干部的负伤与阵亡，大部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所遭受的损失。

　　4.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这在红军政治工作条例里业已指出了它的重要性。但先遣队自谭家桥战斗后，虽然当时军团政治部有聂洪钧同志代理主任，涂振农同志为副主任，然而当时对部队中的政治文化教育几乎处于停顿的状态，特别是没有抓紧[总结]谭家桥战斗的经验与教训，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解释说服工作和动员工作，致使先遣队自谭家桥战斗后，士气一天天的低落，这将成为历史上的教训。

　　5. 当时对于廿师与廿一师战斗力的估计是有不够的地方，特别是红十军野战经验的差，经不起敌人的反冲锋和持久的战斗(因为红十军过去都在苏区内作战，对于使用地雷挨丝炮是有它独特的经验的，但野战经验却很差)，但在谭家桥战斗中，军团首长认为廿师廿一师比十九师战斗力强的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十九师不仅在中央苏区有长期的野战的经验，而且它经过了北上抗日的长期锻炼，它那种英勇斗争的牺牲精神与刻苦耐劳的作风，不但值得学习而且应该发扬。

　　谭家桥战斗后，经陶村附近，翌日与敌人一团人遭遇，本可一举而消灭其全部，由于军团长刘畴西同志加油式的用兵(先用一营，打不过再用一营)，结果，不但未能将敌人迅速的消灭，反而遭受到诸多不应有的损失，以致影响战士们的不满和士气的降低。此时引起了许多负伤的干部从担架上跳下来，要求率领战士们一同奋勇杀敌之举动。但由于主要负责者没有作战的决心，终于自动退出战斗。当晚商讨中央及军委的命令和指示。当时中央及军委给先遣队的命令和指示是：

　　A. 先遣队应立刻克服和纠正没有作战决心和斗志的倾向，特别是要从党的工作与政治教育上去着手，否则中央和军委给予先遣队的任务是无法完成的。

　　B.先遣队应派一个得力师，酌量的派遣工作人员与适当的配备干部到达浙江长期行动，号召与组织广大的人民一致进入抗日阵线，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发动广大的民众，改善民生，巩固与扩大自己的部队，一直到创立革命的根据地，同时应与中央军委及政委会保持密切的联络。

　　C.除充实皖南独立师外，应留两团以上兵力依靠皖南党与群众的力量，坚持该地的斗争与不断的号召和团结一切反日反帝的力量在自己的周围，作继续不断的坚持斗争。

　　D.其余的部队回闽浙赣原来的基本地区整顿休息，提高部队中[的]战斗情绪与加强部队中党与政治工作，坚决而又顽强的保卫革命根据地。

　　E.中央及军委责成政委会在部队中开展由上而下的[反对]不愿在白区行动与缺乏作战意志的斗争，提高全体指战员胜利的信心与发扬应有的自我批评。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从党的工作与政治教育上着手，使先遣队迅速的克服和纠正今天存在着的不良现象与倾向，而特别[要在]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与战斗中来表明自己是先进的、有组织的、守纪律的抗日反帝与土地革命斗争的模范者、号召者与组织者。

　　当时接到中央与军委指示后，讨论时有两个争论：甲、大部分同志主张立即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分头出动，粟、刘到浙行动；方志敏同志等回闽浙赣基本地区；乐少华、刘畴西等同志率一师留皖南行动，其余部队随方同志回基本地区。乙、少数同志主张暂不分开，统回闽浙赣基本地区，将部队整理、训练与重新配备干部后，再行分开。由于军团首长坚持后一意见，结果抛弃了第一方案，同意了第二个意见，这是不该的。

　　翌日2时出发后，计划昼夜兼程的进至化、婺、德苏区(即开化、婺源、德兴之间的一块苏区)。但由于军团首长认为敌人追赶不上，应以两天行程到达目的地，结果未按照原来计划，而直到上午10时左右才开始出发。当日我先头部队已进至化、婺、德苏区(方志敏、乐少华、刘英、粟裕等主要干部随先头部队行动)，但刘畴西、王如痴等同志竟迟至翌日午后才到。此时我先头部队除派人与之联络外，并由方志敏同志以政委会负责人的名义，通知刘畴西等同志本日必须通过乐、常封锁线(即乐平、常山)，至午后三时我先头部队将要通过封锁线时，接刘畴西同志来信，略谓“部队疲倦，本日不能继续前进”。此时方同志接到刘畴西同志来信后，即召集了几个主要干部会商，认为敌人的主力很可能追上，如今晚不进至基本地区，对今后任务的完成当遭到不少的损失；另方面，认为刘畴西同志那种“屎出不找茅厕”的作风，非派一得力干部前往，协助主力通过乐、常封锁线，必然会发生诸多的困难。于是，首先决定粟裕同志回去随刘畴西同志一起行动(因乐少华、刘英二同志此时伤势尚重，不能随军行动)。后因志敏同志坚持自己随主力行动，要粟裕同志率领先头部队进入基本地区，同时明晚可以汇合；另方面，方同志指示前卫部队，明晚配合地方武装掩护主力通过乐、常线。于是粟、刘、乐三同志随前卫部队行动，志敏同志回去随主力行动。翌晨，我先头部队全部到达基本地区。除通知志敏同志我们业已安全的到达目的地外，并根据其指示布置掩护工作，不料主力到达封锁线后，闻敌堡垒枪声，复又折回，且来电告诉我们，明日另走一封锁线通过，谁知数日未闻主力消息，于是除派遣大批当地干部通过封锁线去迎接主力外，并派遣游击部队分头出动，骚扰敌人。后据逃回来的同志告诉我们，他们(指主力)曾经接连的通过七次封锁线，始终由于决心的犹豫，竟全部折回。结果，化、婺、德的苏区日益缩小，粮食根本无法再找，有的饿了三天未食粒米，有的吃草根树叶，但战士们始终规劝高级首长，应不顾一切牺牲的冲过封锁线。但由于军团首长决心的不够和认敌封锁线是铜墙铁壁，竟宣布有本事的各带多少自找方向出动。可是由于时间的延长，不仅敌人主力全部赶到，且将皖浙赣之保安团队亦集中封锁线之周围，以致敌人使用包围战术，逐渐缩小基地，且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特别对粮食的烧毁更尽其能事。这样一来，将近万人的部队，围困于荒山僻野间，且又各自为政的毫无中心主张，试问将何以能战胜当时艰难困苦的恶劣环境呢？

　　四、北上抗日先遣队遭受惨痛的损失及其所得的经验与教训

　　当先遣队进至化、婺、德苏区时，敌以十师之众围攻半月之久，除某些干部(如李素宾、李素园、王天龙、钱**等同志)坚决的率领部属，突破敌人重围，回到皖南(有的回到闽浙赣)配合独立师(当时皖南[赣]独立师师长匡龙海)和地方武装坚强的继续行动外，极大部分遭到惨痛的损失。当敌将要解围时，方志敏同志在广大民众拥护和爱戴之下依然无恙。不料方同志特务班长叛变，竟向敌告密而遭被捕。方同志被捕后受尽了一切非人道的拷打、辱骂与各种各色卑污无耻的欺骗和利诱，然而方同志本着“头可断而志不可屈”的精神，始终不屈不挠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与痛骂民族败类不已。他以共产党员大无畏的精神，严正的打击了帝国主义的走卒和民族的败类。他在任何严厉监视与非人道的污辱中，始终站在民族英雄的立场之上，指示与告诉广大的人民，唯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华民族才不致灭亡，中国人民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与出路。他处在极端困难的囹圄中，对党的事业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始终念念不忘。他在牢狱里不断的指示闽浙赣的党及全体将士和广大的人民应如何坚持斗争，和继续不断的号召与组织全中国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同胞、军队、党派，以及各阶层先进人士一致的进入抗日民族阵线，挽救民族危机，争取主权与领土的完整。方同志虽遭不幸的屠杀与光荣的牺牲了，然其伟人的人格与不屈不挠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方同志的损失不仅是我党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华民族的巨大损失。

　　为了检讨过去勉励将来，将先遣队遭受惨痛损失的主要原因，及其得到的经验与教训略述于下：

　　(一)坚决的执行上级的指示和决议是完成党与上级所给予我们的任务，顺利的进展与完成的主要前提。先遣队当时遭受空前的损失，就是由于对中央及军委的命令与指示的执行表示不坚决。假如当时能够坚决的执行中央及军委新的指示与命令，不但先遣队不致于在化婺德遭受空前未有的损失，而且定能胜利的完成中央及军委所给予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这虽然已成历史的教训，但在今天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应该警惕我党全体同志以及一切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人们。

　　(二)上下团结一致与高级指挥员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奋斗中不失自己的斗争勇气，和富于英勇果断与迅速的下达决心，这是革命的队伍尤其是指挥员和负责者必须具备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的具备，要战略[胜]艰险与胜利的完成党所给予我们的任务，是不可能的。当时先遣队的几个主要负责者，就缺乏深刻的认识与了解这个重要性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先遣队几个主要干部每日遇事相商或召开会议始终得不到好的结果。当先遣队自瑞金出发直到闽浙赣苏区为止，从未开过一次圆满的会议，不是你争我吵，便是你走我溜，甚至闹成打架。另方面，关于行动的决定，特别是作战任务的决定，往往一致的通过与决定了，转瞬间又来一个不同意，甚至有好几次打响了，后又下命令撤退。这不仅表示意见各殊，失去了自己的战斗意志，而且对士气的消磨与战斗力的削弱亦是极端有害的。正因为如此，以致失去许多有利的时机，和造成同志间互不信任与不团结现象。

　　(三)部队中党的工作与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假如忽视了这一点，不仅无法巩固部队，加强部队中的战斗力，克服部队中一切不良现象和消除官兵间、军民间的隔阂现象，而且要完成上级所给与我们的任务同样是不可能的。先遣队自谭家桥战斗后由于几个主要干部的阵亡与带花，以致影响到部队中党与政治工作的停顿，结果士气一天天的削弱，部队中失败情绪因此而骤增。如果当时在化婺德被困时，有坚强的党的领导与顽强的政治教育，在坚强果断的指挥员领导之下，是能够战胜当时的困难环境与挽救当时的危局[的]，最低限度，亦可集结坚强指战员，集中力量不顾一切牺牲的冲开一条血路。[已有的]斗争经验教训我们，只要领导者不要失掉了自己的斗争勇气，再加上全军团结一致与党的领导正确以及政治工作的顽强，是可以战胜任何困难而转到胜利的方面。

　　(四)广泛而又深入的开展反不良倾向的思想斗争是保证党内团结与思想上一致的主要前提。先遣队在执行中央及军委命令与指示中，一再的表示犹豫和失去了自己的战斗意志，虽屡次接中央与军委的电令，责成中央代表，在部队中开展由上而下的对上级命令与指示不坚决执行的斗争。然而由于叛徒曾洪易自己就是一个对中央与军委命令与指示不坚决执行的典型人物，不但没有及时的开展这一斗争，甚至胡说：“中央离我们太远，不了解实际情况。”如果当时先遣队有较老练而又坚强的党的干部，坚决的开展与发扬我党斗争中极有历史意义的反陈独秀为首的机会主义的“八七”会议之斗争精神与四中全会击溃了立三路线的斗争精神，我们坚信不仅能够及时的克服自高级首长起至部队中的一切不良倾向，而且中央与军委给与先遣队的军事任务，特别重要的是政治任务是可以完成的。

　　(五)干部的配备适当与否给了我们极大的教训。这就是说：如果部队中党政军的干部配备不适当(地方干部也不例外)，不仅会造成干部间互不信任和不团结的现象，而且对于任务的完成也是不可能的。这些教训虽已成历史的产物，但应该警惕与勉励我们将来。

　　总观上述，吾人认为先遣队虽不幸的遭到惨痛损失，致使北上抗日的神圣任务未能全部如愿实现。然而他不仅在行动上、组织上、工作上、战斗中表明了自己的先进及其模范的领导作用；同时，它在中华民族的解放史上，业已写下了最光荣的一页。它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者与组织者，它是中华民族不会亡的模范战士与先锋部队，它战胜了许多艰难困苦与极端严重的环境，它指示与告诉了全中国不愿意做亡国奴的男女同胞、军队、党派以及各阶层的先进人物，唯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华民族才不会灭亡，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才能从水深火热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它不仅得到了全国爱国志士，军队党派，以及各阶层先进人士的拥护与同情，同时它得到了国际友人及爱好和平的先进人士一致的同情和赞许。我们应以无限的热情与诚恳的态度来痛悼北上抗日先遣队死难的烈士!我们应以不屈不挠与英勇奋斗的精神，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踏着先烈的血路，勇往直前的奋斗不息。我们要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向着投降妥协、分裂倒退的现象搏斗。我们要在民族解放战争中，驱逐日寇于国土之东。我们相信只要全国上下一致的坚持抗战建国的国策，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定是属于中国的。

　　五、挺进师的成立与胜利的到达闽浙边

　　北上抗日先遣队主力于化、婺、德遭到惨痛的损失之后，当时所处的环境异常险恶，不但敌人集中全力，企图一举而扑灭我闽浙赣边区基地，而且叛徒曾洪易亦乘机活动。他主张放弃原来的基本地区，逃往闽北<秘密>；他以苏区粮食困难迫使战士回家，遭受痛心的屠杀；他以“共产党[员]应以身作则”的口号，强迫党的干部回到反动的家乡去送死；他以自卫队、游击队不会作战，且暴露目标的荒谬怪论解散成千成万的红军后备军；他在党内外散播先遣队遭受惨痛损失的失败情绪和所谓闽浙赣基本地区无法保卫的荒唐言论；他对中央及中央东南分局[13]的指示与决议，一贯的怀疑与不坚决的执行。他是一个退却逃跑、对革命没有信心、对上级的决议与指示一贯的不坚决执行的典型人物。他对于错误的接受，一贯的是采取口是心非两面派的态度。当时中央东南分局认为叛徒曾洪易已形成他自己的退却逃跑路线，责成政治委员会及闽浙赣省委开展反曾洪易为首的机会主义斗争，并撤消他原来的一切职务，另方面要叛徒曾洪易向党申明和真正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待乐少华、刘英、涂振农、粟裕等同志进至闽浙赣基本地区时，闽浙赣省委在叛徒曾洪易的把持之下，不但没有撤消叛徒曾洪易的职务和开展斗争，反而以先遣队遭受损失为名，向党反攻。洪易路线的健将**、***[14]等，亦极力赞助叛徒曾洪易。此时因乐、刘两同志伤势尚重，粟同志需要顾及部队，于是要涂**同志代表政委的意见去说服省委以及其他干部，坚决的执行中央分局的指示，开展反曾洪易为首的机会主义斗争。不料涂同志此行不但无效，反遭曾洪易、**[15]等责骂不已。翌日，乐、刘、涂、粟诸同志到达省委所在地，并派人找关英同志回来(因当时关英同志出外巡视工作去了)；另方面分别的说服了赵、胡等同志；于是接连的与叛徒曾洪易等作了三昼夜的思想斗争，并改组省委与重新配备干部。另方面要叛徒曾洪易在实际工作中去了解和认识自己错误的实质及其严重性，同时认真的克服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接着得中央东南分局的指示电，要闽浙赣省委组织挺进师到达浙江长期行动。

　　兹将挺进师的成立及其胜利的到达闽浙边分述于下：

　　(一)挺进师出动时所处的环境及党的基本方针挺进师的出动，是1935年2月27日在上饶县属之灵山附近。当时所处的环境，正是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和军队在蒋介石及其首席顾问赛克特堡垒政策之下，继续以堡垒线来更小分割东南各省苏区，建筑马路，便利运输，在封锁圈内扼要构筑据点，阻我转移，同时分兵以连营，其时以团为单位，进行分段的分进合击，施用奇击[袭]跟追，并组织反动的地主富农叛徒等为其“清剿”耳目。

　　当时党的基本方针是领导广大群众武装及独立营游击队，在自己活动的区域内，不断的进行顽强的斗争，来粉碎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清剿”计划及其堡垒政策，准备适时大举反攻，彻底地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

　　此时我主力部队已进到川黔边，转入反攻形势，准备建立川黔边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虽然我主力部队——野战军——沿途得到许多的伟大胜利，但国民党国民政府对东南各省苏区边区的进攻，不但没有放松，而且更加加紧的企图根本消灭东南各省的苏区和红军。以上是当时挺进师出动时所处的环境及党的基本方针。

　　(二)中央分局给挺进师出动的任务

　　中央分局根据中央政治局1935年1月15日的指示电，责成闽浙赣省委立即组织挺进师到达浙江长期行动。当时正是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开化、婺源、德兴遭受到极大的损失，方志敏、王如痴、刘畴西诸同志已被捕，反曾洪易路线的斗争正在开展着。当时中央分局给挺进师的主要任务是，经过闽北到达浙江，长期行动，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扩大党与苏维埃的政治影响，发动群众斗争，直到分配土地，创立苏维埃新的根据地，以及建立党的组织，配合友军行动，调动和吸引起大批的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及邻近游击区域，并打通闽东、闽北的关系，取得工作上、行动上有力的配合，响应主力部队的行动，彻底粉碎敌人“清剿”计划与五次“围剿”。

　　(三)挺进师到浙江行动的实力及其干部的配备

　　闽浙赣省委接到分局指示电后，便组织了挺进师，以粟裕同志为师长，刘英同志为政治委员，黄富武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宗孟平同志为组织科长兼地方工作科长，王维信同志为宣传科长，姚阿宝同志为特派员，王永瑞为参谋长，刘达云为供给部长，谢文清为没收委员会主任。当时挺进师的人数五百三十八人，长枪四百四十五条，重机关枪四挺，轻机关枪八挺。这些部队的组成是七军团的一部分，十军团的一部分，独立师的一部分，但因组成时间太短，加之部队中当时党内外的动员工作做得不够，部队出动时，潜逃回独立师者近百名，于是将多余的枪支留落闽浙赣。到达闽北时与先遣队前留江浦一带行动之二个连汇合，该部人数一百五十名，长枪八十二条，轻机枪二挺。这样一来，此数略可抵潜逃数目。

　　当我们进到闽北时，原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了，电台业已失去了，这样一来，与闽浙赣[省委]及分局今后的交通联络颇成问题。为了加强挺进师的领导，以作长期行动与便利指挥与工作起见，便组织了政治委员会，是挺进师行动区域内最高的党政军领导机关，以粟裕、富武、孟平、刘英、姚阿宝、王维信、洪家云、刘达云、方志富等九人组织之，以刘英同志为书记。部队组织也有如下的变动：

　　1.将政治部工作人员、宣传员、保卫局工作人员、供给部人员、工作团等编为政治连，但各个组织的领导系统及组织的独立性，仍然保持着。为使得生活、领导之集中和减少杂务人员，增加自卫力量，养成政治工作人员军事化。

　　2.将原有之部队，按其战斗力之强弱及各个作风的不同，编成三个支队，并进一步的配备干部，各个支队设立行动委员会。这样一来，在任何环境中均可分散集中，且行动轻便，作战便利，领导加强，工作效率增加。

　　(四)挺进师胜利的到达浙江

　　挺进师于闽浙赣基本地区出动时，正是敌人加紧封锁与积极进攻的时候，然而挺进师全体将士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万众一心，团结一致，英勇果断，敏捷迅速地仅以八小时深夜兼程的通过了敌人六道封锁线，与胜利的渡过信江，翌日进至闽北苏区之基地。

　　挺进师进到闽北苏区后，除加紧部队中党政军的教育外，并配合闽北红军，给敌人“清剿”部队以数次严厉的打击。为了挺进师与闽北的党和红军取得工作上、行动上更有力的配合，当时与闽北几个主要干部(如曾绍[昭]铭等)会商了今后彼此间的联系与配合，以及提供了对保卫闽北苏区之意见。

　　挺进师全体指战员本着英勇牺牲、艰苦奋斗、团结一致的精神，遂于1935年3月23日从闽北基地出动，胜利的到达龙泉以西地带，并争取了第一次战斗的胜利，和得到了许多情报与敌人部署的布置[情况]。兹将敌我的计划，分别的简述如下：

　　甲、对方的计划

　　A、军事方面：

　　(1)以浙保的两个团及龙泉的独立营，龙泉、遂昌、江山之保安大队配置于龙泉、浦城、遂昌之线，以防我军深入内地。

　　(2)如粟、刘部队进至龙泉、庆元、浦城之线，除原该地部队极力“堵剿”外，并配合松、政、建、浦之部队及浙保进攻闽东之部队两个团，协同合击而歼灭之。

　　(3)浙江素为太平丰裕之区，绝不许粟、刘部队深入内地“骚扰人心”“破坏秩序”影响整个“清剿”计划。

　　(4)派蒋志英驻守龙泉，为该区保安司令，若粟、刘部队进至浙边时，在该地区之部队，均归蒋率领“进剿”。

　　B、政治方面：

　　(1)限三月底完成保甲计划，清查户口，特别要防止“匪犯”混入。

　　(2)利用豪绅地主、富农、流氓分子到处造谣，说红军已消灭干净，并将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等同志的像遍贴各地，以表示“剿匪”的胜利。

　　(3)利用叛徒李德胜大发宣言、传单、标语，说国军如何的“好”，如何的“优待”，当红军如何的“苦”，如何的没有“出路”。

　　(4)严令各区、乡、镇长、保甲长，对群众进行武断威胁的反宣传，不论任[何]人帮助红军带路者杀，报告给红军消息者杀，分了富户的东西者，除将原物交还外，应受严刑，藏“匪”住“匪”者杀，知“匪”不报以通“匪”论罪等。

　　乙、我们的对策和计划

　　我们在闽北出动时，业已与闽北的党开了一个联席会议，除会议中对闽北工作提出意见外，并商讨了今后通讯及工作配合地区之打通和建议闽北分区委应从[速]的组织游击队，挺到顺昌、将乐、光泽之线及松(溪)、政(和)、建(浦)等处，形成有依靠的闽东、闽北、浙西南三角形的发展形势。当挺进师进到浙边时，根据各方计划及闽东与中央失去联络，有将最近中央之各种决议，及策略路线的转变和指示等转给闽东之必要。另外方面则感觉闽东、闽北在数年斗争中，还未取得联络，于是决在庆元、政和、松溪、寿宁、屏石间活动一个时期，首先将闽东、闽北之联系来一个迅速打通和配合友军行动，使浙江当局的计划归于失败，同时相继与闽东的党商讨今后的配合与联系等。此外定出了如下的给各支队分散工作的任务。

　　A、政治任务

　　(1)在短期内将自己行动区域内之反动势力及反动分子与地主武装、土匪民团、基干队等迅速解决与肃清。但须注意策略的运用与阶级路线及群众路线之执行。

　　(2)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方式广泛的扩大党与苏维埃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不断的揭破一切反革命派别之各种各[样]的武断欺骗的宣传，尤其是要在自己的行动上、组织上表现自己是先进的军队。在一周内要做到自己区域内的群众不会逃跑，且处处表现同情我们，拥护我们，帮助我们。

　　(3)彻底的将豪绅地主及反动派的财产分发给广大的工农群众，并积极的领导灾民斗争。

　　(4)在斗争中物色先进的工农分子团聚于党的周围，普遍的建立各种革命的组织(如工会、农会、红军之友、交通网、侦察网、互济会、抗捐、抗税斗争委员会、灾民斗争委员会、粮食斗争委员会等等)，尤其是要迅速的恢复与建立各地党团的组织，但在整个工作的进行中，务须根据各该地的实际情形定出具体的实际计划。

　　(5)在党彻底分配土地的口号基础上，必须防止借口条件未熟的土地斗争中的尾巴主义；另方面，对整个形势估计不足的“左”的盲动行为亦是值得严格注意的。

　　(6)在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中，应注意分出和组织新的游击队与游击小组，配合与领导各该地区的斗争，创造新的游击区。

　　(7)扩大与巩固部队的工作，是我们目前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因此除加强各支队党的领导、政治教育、文化娱乐工作、卫生清洁运动以及改善管理教育外，在两月内，每个支队应扩充到充实的营，但需讨论具体的执行方案及方式方法等。另方面造成广大群众自动参加红军的热情运动，尤其是要号召每个党员及战士们为巩固与扩大自己的部队而斗争。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应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与教育工作和定出竞赛的计划。

　　(8)瓦解敌军的工作，是我们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除由上而下的建立真正的系统外，必须讨论与布置具体的执行方针和选择大批的人才，给以相当的教育，要将这一工作列入我们议事程序上的第一位，并造成广大群众的热烈运动。

　　(9)教育干部、培养干部、提拔和引进大批干部是一个很迫切很重要的任务，尤其是在目前这种艰苦斗争环境中，创造大批有独立能力、灵敏活泼、忠实于苏维埃事业的干部，更是迫切的需要，同时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目前斗争之需要。

　　（10）关于部队的本身教育，必须无间断的进行，而且更需要抓紧部队中许多实际材料，利用事实对照与正确的批判来教育自己的部队。列宁同志告诉我们：“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这是如何深刻的警惕[示]我们。

　　(11)要保证红军中思想、行动的绝对一致和任务的顺利完成，必须与一切不良倾向、舆论、表现和行为作不调和的斗争……

　　B、军事任务

　　(1)在一周内要将自己行动区域内之大小道路逐一调查清楚，并绘成路线图。

　　(2)在自己行动区域内及其周围和附近，尤其交通要道、市镇码头等处应建立普遍而又顺畅的交通网与谍报网。

　　(3)在敌人进攻友军及自己时，必须积极的毫不犹豫的转到敌人的侧翼后方，与敌感觉最痛痒的地区上去行动，绝不能困守一地，待敌进攻。

　　(4)彻底的破坏敌人的交通联络及其工具，但首先要有充分的准备与侦察。

　　(5)积极的袭击敌人的仓库、兵站、后方和市镇，并收集必要的辎重与器材，在无法搬运时，尽量分散给群众外，应彻底的加以破坏或烧毁。

　　(6)利用行军空隙，抓紧实际问题去教育自己的部队和教育地方武装，尤其是每一次战争和行动以后，必须来一个检讨，作为本身教育的良材，和加以实际的演习。

　　(五)当时所获的成绩、经验与教训

　　1.挺进师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坚决的执行了中央分局的指示，它在这短短一个半月行动中，开展了六七县的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预先布防备有计划的“堵剿”和分进合击的企图，尤其斋郎战斗，击溃了浙保主力第一团李秀部和闽保第二团马洪琛部，使闽浙边之敌，由进攻转到防守；另方面，发动了行动地区的广大工农群众，分发了豪绅地主之财产，建立了各种革命团体和某些地区党的基础，尤其是在组织上、行动上表现了自己是先进的军队和艰苦卓绝的为党的事业和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战士。

　　2.由于党的领导正确和全体指战员的团结一致，以及艰苦的工作精神，奠定了挺进师在浙长期行动与打通闽东、闽北联系的良好基础；扩大了党与苏维埃及红军的政治影响；不断的揭发了敌人各种各[样]的武断欺骗与造谣中伤，使广大的工农群众在为自己的利益斗争中，更加认识了与了解了谁是敌、友，和怎样争取真正的自由与解放的正确途径。

　　3.在实际行动中、斗争中，以我们的胜利给机会主义者叛徒们以有力的打击和铁一般事实的回答，尤其是更加证实了中央及中央分局派遣部队深入敌人深远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从艰苦的持久战争中，创造新的游击区域与新的根据地的指示是十分正确的。

　　曾洪易为首的机会主义者以[受到了]严盛[重]的打击。在此更加证实了，在党正确领导之下，只要党内外团结一致，坚决果敢机断专行及时克服一切困难和阻碍，以及胆大心细艰苦卓绝的去行动，在任何地区，都能开展新的游击基地以及革命的根据地。任何犹豫动摇对白区行动全无胜利信心，或认为某地区没有工作基础，满脑子都是困难，以及悲观失望的情绪，都是丧失自己的坚强斗争意志，违背党的正确指示，等于自我死亡，或徘徊歧路之不应有的行动。

　　4.正因为挺进师到达浙闽边后，采取积极勇敢的行动与具备了艰苦奋斗的精神，给了进攻闽东、闽北之敌极大的威胁与打击，结果敌人不得不从进攻闽北红军中抽调两团以上的兵力，另从进攻闽东苏区之敌全部(三个团)调来对付挺进师，这不仅对敌人“清剿”计划给以有力的粉碎，而且直接的保卫了邻近苏区和给广大群众以极大的兴奋。

　　5.在当时极端艰苦与困难的斗争环境中，自动的成立了政治委员会，不仅对挺进师的领导加强了，而且对整个工作的进行和布置以及策略路线的运用等均得到不少的成绩和转变。正因为浙闽边的党有了这样的总的领导机关，所以不仅保证了挺进师在闽浙边长期的行动，而且基本上完成了中央东南分局所给予挺进师的任务。

　　6.由于挺进师过惯了大兵团的生活，初到闽浙边分散工作和行动时，干部忙于找宿营地，调查路线和询问敌情，结果对本身教育未能很好的顾及，以至预定的本身教育计划未能完成。

　　7.对居民工作的进行，因挺进师的同志大部分习惯于大兵团工作的方式方法，结果以连排分散行动时缺乏群众工作经验，另方面还没有发动全体指战员自动的参加群众工作。

　　8.对保甲长、大刀会等策略的决定是正确的，但上下层在实际的运用与执行中，犯了一种仇视和把个别当成整个的一律看待的错误观点，而不知从政治上去瓦解与争取乡保甲长与大刀会等，结果收效很差。

　　9.正因为挺进师已[以]往过惯了大兵团的生活，结果单独行动的经验与信心很差，如分出工作不到几天又跑回来，说这样没有经验，那样没有把握，极象小孩子离了母亲一样，但在各个干部耐烦细心的说服教育之下，很快的将此种弱点克服了。

　　l0.正确开展思想斗争是保证上级所给予我们的任务顺利完成的主要因素，是团结干部与保证全党同志思想和行动绝对一致的主要武器……

　　l1.当时针对着敌人“分进合击”之战略与战术，我们是采取“分散争取群众”“集中应付敌人”与“分途出动，深入敌人后方侧翼与交通要道和声东击西”对付之。结果，使敌无所捉摸，收效很大，尤其斋郎战斗，四面业已迫近敌人，且环境异常恶劣，当时决心的“集中一切力量，突破敌人一点，乘胜消灭敌人”，结果将尾追拦阻号称最顽强之敌浙保一团及反动大刀会千余全部击溃，缴获颇多。由于这次战斗的胜利，使整个敌人由攻势转到防御，政治影响与斗争局面亦大大的扩大和转变了。因此我们深深感觉到：只要全体将士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能够坚强的团结与进行充分的战斗动员，选择有利时机，胆大心细的灵活运用战略和战术，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12.在实际斗争中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教训：在环境越紧张、越恶劣的时候，加强部队中党的领导，改善支部生活，以突击的精神去进行部队中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娱乐工作，以及动员各级干部深入下层，面向支部是非常重要的。

　　六、挺进师在浙行动第二阶段中的情形及其所得经验与教训(1935年5月10日起至9月2日止)

　　(一)当时所处的环境及我们的布置

　　斋郎战斗胜利后，龙泉河以南之敌大部由攻势转到守势，群众斗争亦大大的发动起来了，瓯江流域及浙赣铁路以南之敌，还是异常薄弱。为了开拓宽广的游击区域、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当时政治委员会决定将主力北进，二纵队回龙、浦、江、遂数县，恢复原来基地，当时给各纵队的任务如下：

　　1.为了迅速的打通闽北闽东之联系和迅速的恢复二纵队活动地区之工作，派二纵队回江、浦、龙、衢、常等县间行动。为了加强该纵队的领导起见，派宗孟平同志为政委会随军代表，兼行动委员会书记。

　　2.一纵队及政治部全体工作人员，散布于龙、云、松、遂等县间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发动居民斗争，建立党和各种革命组织，以黄富武、刘达云、王永瑞三同志组织政委分会，并以黄富武同志为书记。

　　3.其余各部由刘英率领进至汤溪、龙游、金华、武义、宣平、处州之线进行辗转不停的游击战争，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扩大党和苏维埃的政治影响，迫近杭[浙]平[赣]铁路，威胁杭州、金华、处州等中心城市，吸引敌人主力北调，使我一、二两纵队顺利的恢复开展与进行浙西南各地区之工作。

　　(二)敌人进攻的兵力和企图

　　当我们计划就绪、干部配备完毕时，浙保六个团，另十一个保安大队，南京税警团一团则企图包围我军于龙泉、遂昌间大龙山之遥[姚]岭，并将所有各大小道路破坏和堵塞及架设了电话线，在群众中大造谣言说：粟、刘已被包围得水泄不通，不日当可全部消灭，并设立了浙南“剿匪”指挥部，宣铁吾为总指挥，俞济时副之。

　　(三)当时我们的决定与部署的布置如下：

　　1.以第一支队为南路军，由黄富武、刘达云、王永瑞诸同志率领，由原地(遥岭)出发往十三坞向西北行动，转到龙泉、遂昌、江山、衢州一带行动，主要任务详政委会决议。

　　2.三、四支队和直属队为北路军，由粟、刘亲自率领，经城会徒涉拟向裹方、五山东前进，到达裹方附近，发觉敌军，乃撤回到苞萝山，经苞萝寮、五山东、大风潭、梭溪、桥松下到达广[塘]岭头宿营，这样一来我北路军与敌背对背行进，沿途捉获敌税警团之伙夫及工作人员数十名，行李军用品甚多；另方面对敌人整个布置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翌日乘敌后方空虚之际，则深夜兼程的袭击了汤溪县城。

　　3.由于我们行动的秘密和迅速，当我们袭击汤溪县城时，敌人还在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围攻大龙山，并且打得异常激烈。据云，双方死伤百余名(敌人自己鬼打鬼）。我北路军则在北线积极行动约十天光景，由于北线威胁太大，敌人则将全部力量调来北线，西南各县只留一个连。此时我一、二支队及工作团，在一个月工作中，即将浙西南十几县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并建立了许多革命的组织，在某些地区建立了党团的组织。一个月行动计划完成后，各部汇合于龙泉北部之小吉[16]，召集了政治委员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结束一个月的行动和计划今后的工作；另方面，因部队扩大了，重新编制部队和配备干部，兹将详情分陈于下:

A.四支队扩充为四纵队，率十支队及十一支队渡龙泉河南下，到达庆元、龙泉以南，云和、寿宁、政和、泰顺之东北[地区]行动，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建立各种革命组织及党团组织；另方面，与闽东的党取得密切的联系，必要时可举行联席会议，商讨今后工作的配合和部队的行动，以及工作地区之划分等。此外坚决的根据政治委员会所给予四纵队的任务，持久而又在艰苦的根据各该地的实际情形布置具体工作，并与友军(闽东闽北之部队)取得密切的联系和配合。这样一来，使工作上、行动上形成了三角形的、有依靠的猛烈发展和一致，为了加强四纵队的领导起见，政委会派黄富武同志为随军代表兼政委会书记。

　　B.二纵队仍在江山、常山、衢州、浦城、龙泉、遂昌之线行动，仍以孟平同志为随军代表兼行动委员会书记。

　　C.一纵队则随浙东之交通到达永康、缙云、青田、处州、仙居、东阳及永嘉北部一带行动，配合浙东游击队，并取得行动上、工作上绝对的一致，在可能条件下则与浙东的党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整个工作的布置，并以许信焜、王永瑞、范连辉、王屠[17]、刘达云五人组织行动委员会，以刘为书记，许副之，若条件成熟，一纵队则在该地长期行动，但须保持与政委会及军分区之密切联系。

　　D.为了领导便利和迅速布置各地区工作，政治委员会及军分区留云和、龙泉以北，处州、宣平、松阳、遂昌、衢州以南[地区]行动。

　　E.为了加强地方居民工作及党的工作与统一指挥起见，决即成立浙西南特委，以宗孟平、欧阳道、杨干凡、方志富、李金良、连明永、李宗州、王平、陈庚棠等组织之，并以孟平同志为书记。

　　(四)“八一”动员和收获

　　1.军事方面的计划：一纵队袭击处州，并根据浙东的实际情形，相继袭击其他城市；二纵队袭击衢州，迫近浙赣铁路及江浦公路，破坏各该要道及其电话和交通工具；三纵队则袭击遂昌、汤溪，并接近铁道附近，形成与四纵队东西相呼应[态势]；四纵队袭击云和、景宁县城；五纵队袭击龙泉、松阳，并破坏龙、云公路及电话线。

　　2.政治方面：除进行党内外及群众中广泛而又深入的宣传鼓动和解释工作外，各级党必须根据各该地区的实际情形与政治部“八一”动员计划作出详细周密的计划，并责成政治部印发五万份标语、传单散发到各地区去。此外，派遣政治部之工作人员协同特委工作人员分别到各个地区去进行突击工作与扩红运动。

　　各地区各部队上面计划执行的情形是：一纵队袭击了仙居之秦章；二纵队占领了八都镇、王村口，并袭击了遂昌、汤溪，迫近了浙赣铁路；四纵队袭击了龙泉、八都镇，占领住溪及王村口；五纵队占领龙泉县，并破坏了龙泉公路。总结起来，在“八一”示威的前后，缴获长短枪百余支，轻机枪二挺，地方工作发展到纵横将近二百里，扩大新战士四百余名；龙（泉）、浦、松、遂、龙（游）、宣等公路及电话线均已破坏，筹得现款数万元；在基本地区建立了赤色游击队，繁殖了游击部队及游击小组，同时群众自动的组织了不少的自己武装，公开的进行了分粮分青苗的斗争。各种革命的组织业已普遍的建立，住溪、王村口、官塘、枫坪、谷陈一带已建立了临时的革命委员会和进行了查田运动，以便分配青苗。

　　正因为“八一”前后的行动积极与工作获得了不少成绩，特别群众斗争业已发动了数百里之宽，每天群众结队的分粮斗争像潮水般蓬勃起来，使进攻挺进师之敌异常动摇，因而由攻势转到守势。在得悉对方调十八军及新三师、五十二师等部队进攻浙西南的游击基地和红军时，此时我们的计划如下：

　　A.一、三、四纵队仍回原地活动，并且要互相取得行动上工作上的配合，尤其在敌人进攻中，要依靠各该地的党和群众的力量及游击基地进行持久而又艰苦的游击战争。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辗转不停的在敌人后方翼侧及交通要道上积极的行动起来，牵制敌人，吸引敌人，创造新的游击区域，配合原来基地的群众武装力量，粉碎敌人的进攻，并需与各邻近的党和友军取得密切的联系。

　　B.二纵队及广浦独立营则派一个支队，由李重才同志率领挺到衢州及江山一带行动，在敌人后方翼侧和交通要道上，积极的行动起来，彻底破坏敌人进攻要道及交通工具和积极的牵制敌人。六支队则配备于龙泉、庆元、浦城间积极行动，还须在敌新三师后方翼侧与交通要道上，辗转不停的开展游击战争，以资吸引敌人、调动敌人、疲惫敌人，配合邻近友军行动。广浦独立营则由洪家云同志负责指挥，在王村口、大龙山、官塘一带行动。

　　C.挺进师直属部队和五纵队则在龙泉、遂昌间行动一个时间，配合广浦独立营及地方武装的行动，以便巡视和布置各地区的工作。

　　D.为了领导与指挥便利起见，组成东西军，军分区则率十五支队，配合各县、区、乡之游击部队在东线行动，统归司令员粟裕同志指挥；西方军则率六支队、独立营、警卫连和配合各县、区、乡之游击部队在西线上行动，则以李重才同志为司令员，洪家云同志为政委。

　　(五)在第二阶段中挺进师所得的成绩及其经验教训于下

　　1.挺进师在第二个阶段行动中，在军事上运用了新的战略，同时创造了许多新的战术，如“打回马枪”“8字形”“6字形”“电光形”“长蛇形”“分进合宿”“奇袭夜袭”等。所以在三个半月的行动中，占领了浙江中部和东南部不下五十个市镇，特别在“八一”示威的前后，袭击了十九个县城，占领了龙泉、衢州等城市，巩固的占据了碧湖、住溪、王村口等中心市镇。正因为挺进师在第二阶段上能够适时的灵活的运用新的战术和战略，所以不仅开展了19[个]县的游击战争，而且给了进攻挺进师之敌以极大的打击，争取了许多的胜利，使浙保二团的团长贺越芳氏在给我们的信中，不得不承认“你们以四、五百之众，有赤化全浙之概，此种勇往前进的精神是值得我们称[钦]佩的”；《东南日报》论文中更是大声疾呼地这样尖锐的警惕统治阶级：“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来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若当局未能迅速肃清，前途实堪可虑。”泰顺县政府秘书长暂代县长刘德闻氏给其留日同学信中，亦这样写着：“以数万之众，剿千百之匪，数月于兹，未奏肤功，好逸畏战之心，成为通病，所可告慰于阁下者，当局已采紧急处置耳。”由此可见当时的统治阶级是如何的恐慌与动摇。

　　2.正因为挺进师艰苦积极的活跃于浙西南，所以广大群众的斗争如潮水般的汹涌。正因为如此，不但震动了浙江的反动统治阶级，而且引起了整个东南各省以至全国反动统治的仇注[视]，使蒋介石、黄绍竑不得不成立浙南“剿匪”指挥部，并将闽浙赣皖四省“剿匪”总部移驻江山，以及大量的增兵到浙，调遣了四十八军[18]罗卓英全部，另五十二师、南京税警团两个团、福建新三师及五十六师，浙保六个团、三个独立营、十五个保安大队，合计在九个师以上的兵力。在敌此种绝对优势兵力进攻中，虽然浙西南的党本身尚存在某些弱点，以至未能争取全部的胜利，同时在某些地区还遭到部分的损失，可是对邻近苏区的保卫与巩固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

　　3.在三个半月的斗争中，对扩红工作得到不少的成绩(比原来的数目增加了两倍)，同时对新战士管理教育，在政治动员竞赛下，收效也属不少(利用老战士教新战士，运用政治力量去巩固新战士等)。

　　4.发动了全体指战员参加群众工作(每人每天写五条标语，找十个群众谈话，相[继]的召集群众大会，以及进行革命的各种组织等)。

　　5.(略)

　　6.对策略路线的运用，在执行上犯了某些不可忽视的错误。如将秘密工作转为公开，秘密的赤色农会公开的打土豪，对保甲长在某些地区认为都是反革命，而没有从持久的坚[艰]苦工作中去瓦解与分化其内部，并积极地去争取其中的先进分子。

　　7.对当地干部的创造与提拔，胆子是很大的，但尚缺乏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教育，甚至某些地区对新干部不信任，结果使军队中派出的干部，不能同地方上的干部打成一片，以致影响到工作的顺利进展与任务的完成。

　　8.当时数百里[地区]的群众，业已发动，而且普遍的组织了游击队，可是对这些群众武装组织的教育，做得异常不够，结果在敌人进攻中，虽然表现了他们的英勇和顽强，但由于党在这些组织中领导的薄弱，所以缺乏坚持到底的信心。

　　9.各级干部单独行动与独当一面的工作精神和斗争精神，还表现很差，如当敌人布置尚未就绪时，我们已将部队分散于各个基地，并给了他们具体的任务，可是部分的干部看见当时形势紧张，则又跑回基本地区，以致给敌人无阻碍的在短期内逼近了我们基本地区的周围。

　　七、挺进师在浙行动第三个阶段中的情形及其所得的经验与教训(自九月三号起至十月革命纪念日止，即自敌人第一次大举进攻浙西南游击基地和军区主力南下到达闽东苏区为止)[19]

　　（一）当时所处的环境与布置

　　在半月以前，我们就从报端上和关系方面得知敌人对浙西南游击基地和红军要举行大规模的残酷进攻，于是在龙泉县属之上田乡召集了政委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

　　(A)结束一个月来党政军的工作。(B)根据当时形势，决定对付敌人进攻的对策。(C)重新配备干部与编制部队。(D)确定各个地区和部队的新任务。

　　当会议结束与布置完毕后，乘敌人尚未布置就绪之先，我们业已将部队分散于各个基地，配备了各地区的中心领导。兹将该会的决议简录如下：

　　由于挺进师及其干部和全体战士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数月来不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群众工作上，以及巩固部队、发动群众斗争等，获得了不少的成绩。因此，我们的敌人深恐我们立地生根，赤化其所谓“乐土肥原”，故调集了二十六个团以上的兵力，向我游击基地及红军作大规模残酷的进攻。为了保卫已得的、而且正在巩固与发展的游击基地，开展更广泛的游击战争，大量的撒播革命的种子于宽广的地区之上，依靠党与群众的力量，灵活的运用党的策略路线，击破敌人的进攻计划，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是浙西南党与红军当前的头等任务。为了争取斗争的胜利与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计划，政委会便有如下的决定：

　　1.政委会认为敌人此次进攻的特点，除采取以往“围剿”与逐段进攻，以及用堡垒线来缩小我游击基地外，在指挥上与领导上有了统一的领导和全盘的计划。这对于“我进彼退”的现象比较能够克服，另方面，[敌]此次进攻计划虽然预计是4个月，但很有可能继续的延长下去。其次便是十八军的战斗力及其作战经验与其他各部不同，同时对于欺骗群众的手段也比较丰富，因此，照旧的应付敌人是不能粉碎敌人整个进攻计划[的]。

　　2.根据当前的形势与敌我力量的对比，把主力固守浙西南基本地区、企图把敌人整个进攻计划粉碎，不但不可能，而且必然要遭到极大的不应有的损失；因此除将二纵队、五纵队及广浦独立营留浙西南配合地方武装，在浙西南特委和军分区领导之下进行顽强的自卫战争外，在敌人压力过于强大、基地万一不能支持时，广浦独立营应挺到浦城、松溪、政和东北及庆元西北地区，并与四纵队及闽北部队取得密切联系；二纵队则应挺到衢州、江山、常山及汤溪、龙游西南行动，尽可能的与化、婺、德友军取得联系；一、三、四纵队及师直属部队统随师部南下，直至浙闽边庆元、景宁、泰顺、寿宁之线。到达该地的除将四纵队留下外，主力则向东北前进，掩护一纵队渡过瓯江北进，辗转于永康、缙云、义乌、仙居、新昌大盘山一带，依靠原来基地作广泛的游击战争，进行党与群众的组织，配合主力牵制敌人，其余各部则威胁温州、平阳、瑞安等城市，使敌人主力向东南调动，藉以保卫浙西南游击基地与粉碎敌人进攻计划。

　　3.如果敌人主力南下或东进时，二、五两纵队及广浦独立营应以自己英勇的行动配合当地武装，积极的粉碎敌人“清剿”计划，求得浙西南、浙南及浙东三角形的军事上与政治上有力的互相配合。

　　4.为了使闽东、闽北、浙西南的党和部队取得行动上更有力的配合，政委会应尽一切的可能与闽北、闽东的党召开联席会议，建立党内外总的领导机关。尤其在闽东党一再的要求我们派人前往领导的情形下，刘、粟两同志应尽可能的协助闽东党检讨以往斗争，与切实的布置今后工作，尤其对闽东独立师，应以最大的力量派遣得力的军政干部，在短期内把它健全与巩固起来，使之成为一支强有力的部队。

　　5.浙西南特委应迅速的根据当前的形势及敌人进攻的全盘计划，切实地布置工作，加紧党内外[的]战争动员，进行广泛而又深入的反抗敌人“清剿”计划的宣传解释与鼓动工作，使全党同志以及广大群众团结一致的捍卫浙西南游击基地与粉碎敌人[的]“清剿”计划。

　　6.伤病员必须选择最巩固而群众基础最好的地区去安置；另方面需酌派相当的武装加以保护。在敌人将要威胁到这些地区时，必须迅速的转移后方和将伤病员分散到最可靠的群众家里去。但须给以充分的休养费和招待费，特别重要的是应对伤病员及群众进行广泛而又深入的说服解释与教育工作。

　　7.在敌人进攻时，应绝对的避免正面的战斗和对峙局面，必须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给敌奇袭、夜袭、埋伏与侧击；另方面应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突然的袭击敌人后方，发动广大的群众，彻底的破坏敌人进攻路线或必须转移地区的交通要道，尤为重要的是应发动广大群众实行“坚壁清野”与储蓄自己必需的粮食。

　　8.兵运工作做得异常薄弱，政委会必须发动浙西南全党的同志以及广大的群众和全体指战员，热烈地进行这一工作，特别是要使这一工作成为广大群众的运动，必须进行普遍的宣传教育工作。对于俘虏必须从政治上争取他与教育他，经过相当训练时期，则遣散回家或派遣回部[队]工作。

　　9.必须迅速的普遍的实行赤色清乡与检举政治上有问题的分子，对于那些坏分子，必须采取多方的监视与必要的处置。

　　10.责成各级党各部队，必须与特委和政委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并迅速的建立交通机关与交通网，求得交通谍报工作的顺畅建立。

　　11.各纵队任务另详。

　　(二)主力南下及其经过情形：

　　会议结束后，除布置浙西南整个工作外，主力于9月28日通过龙泉、云和的封锁线，翌晨袭击安仁镇之敌，缴获枪支数条。29日抵庆元属之林园，当即给九支队于庆元、景宁、云和以南，泰顺、寿宁以西北[地区]活动之任务，并责成该支队应与四纵队取得密切的联系，在必要时集中行动，统一指挥，其余部队则掩护一纵队北进。上项[述]任务完成后，主力应积极的向东行动，以资吸引敌人东调(当时已吸引敌人一个师两个团)，并约定四纵队及九支队会合的地点。当主力任务完成后，九支队及四纵队均已向西北前进，接连尾追数天，均未找着。于是为了调动进攻九支队及四纵队之敌，主力则向东南行动。此时北线之敌已接近我们，西南线则有五十六师全部担任封锁线，同时有刀匪数千，在这样的情形下，则决意通过闽浙边五十六师的封锁线，以便与九支队及四纵队取得密切的联系；另方面决与闽东特委汇合，经过三昼夜的行军，于10月5日与闽东特委汇合，当即召集联席会议，会议的主要精神是：

　　1.在目前复杂的斗争中，对闽浙边整个工作的布置以及行动的配合，急需要总的领导机关，才能取得行动上工作上更有力的配合，与适时的粉碎敌人对闽浙边整个“清剿”计划。尤感敌人历次进攻均有总的领导机关与统一的指挥，可是在我们本身方面，自从与中央分局及闽浙赣省委联系失去后，不论在工作上行动上往往表示不能一致。为了克服这一点与迅速的加强总的领导和集中指挥起见，决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委，这对于加强闽浙边党的领导，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彻底粉碎敌人对闽浙边的“清剿”计划，是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因此决以粟裕、刘英、叶飞、阮英平、范极民[20]、龙跃、谢文清、许信焜等十三位同志[21]组织闽浙边临时省委，并以刘英同志为书记，粟裕同志为组织部长，叶飞同志为宣传部长兼团省委书记。

　　2.根据闽东特委及浙西南政委会的报告，迅速的重新布置闽浙边各地工作。

　　3.重新配备干部，调浙西南政委会秘书许信焜同志任闽东独立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调四纵队司令员王裔三同志为该师师长[22]，以王武礼同志为参谋长，以郑家太同志为该师政治部组织干事，以杨发旺同志为该师第三纵队的参谋长，其余干部则由闽东特委自行配备。

　　4.决由挺进师拨重机关枪一挺，轻机关枪二挺，现款一万三千元给闽东特委，并责成闽东特委迅速的整理各地组织及独立师，尤其加强对各地党及独立师的领导和政治、教育、文化、娱乐工作及卫生、医务等工作。临委将各地工作布置就绪后，则致信给闽北分区委，兹将该信的主要内容摘录于下：

　　黄道、先喜、镜*、立贵诸同志并转分区委：

　　一、关于我们最近的工作(略)[23]

　　二、关于浙西南斗争的检讨(略)[24]

　　三、关于闽东工作的检讨情形(略)[25]

　　四、关于浙赣边整个工作我们有如下的意见和提议：

　　1.关于闽北闽东浙西南的斗争，我们深深的感觉缺乏中心的主要的总的领导机关，以致领导上工作上行动上往往不能求得更有力的配合，如果长久下去，则对闽浙边的整个工作实属不利，尤其在目前这样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加之各地党业已与中央分局及闽浙赣省委失去联系，若不迅速的建立总的领导机关，则对今后整个斗争实属不利。如此，闽东特委与浙西南政委会在此次联席会议上决定成立临时省委，以粟裕、刘英、叶飞、阮英平、刘达云、许信焜、洪家云、范极民、李凡林、许旺等十一人组织之，并以刘英同志为书记。我们感觉临时省委十分不够健全，因此，我们的意见应成立闽浙赣边临时省委，包括闽北、闽东与浙西南，并建议以[与]黄道同志面商后再来决定，我们十分的希望闽北分区委采纳我们这一提议。

　　2.闽东工作的布置，除竭力恢复与巩固原来基地外，则向西北发展，以资与浙西南和松政建屏之游击区域打成一片，和取得行动上一致的配合(泰顺、庆元、景宁、云和及瑞安西部均已建立部分的党的组织，游击战争也有相当的开展，群众关系极好)。但我们认为闽北的工作也应积极的与浙西南及闽东打通，求得各方面更有力的配合。

　　3.浙西南斗争极为重要，我们当以最大的努力加以恢复与开展。尤其是挺进师到达浙江行动以来，不仅牵制了进攻闽北、闽东之敌，而且对于闽浙赣皖四省边区斗争的开展也有极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决与镜*、立贵、文*等同志汇合后，再集结四纵队、九支队、十三支队、特务队迅速的转回浙西南，布置新的工作。

　　外附新条件与新策略一份，这由[是]浙东临委从上海方面转来的。

　　(三)在三期斗争中，当时检讨的结论及其所得的经验与教训……

　　八、挺进师在闽浙边行动第四时期的情形及其所得的经验教训(从临时省委成立即1935年10月革命纪念日起至1936年7月为止)

　　(一)当时所处环境及经过情形

　　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后，除将闽浙边整个干部重新配备、部队重新整理、工作重新布置外，当时决定省委暂时随挺进师行动一个时期，待浙西南工作布置完毕后，省委的位置应放在闽浙边泰顺、平阳、福鼎、瑞安之间，以便指导闽浙边整个工作。此时，进攻浙西南之敌已集结于龙泉、遂昌、松阳、丽水之线，在那里大开其所谓“剿匪”胜利之祝捷大会，我们以一晚两天的急行军，通过了闽浙边一师以上兵力的封锁线，而一举占领了瑞安属之杉[珊]溪镇。当时所得的情况是：(1)浙西南基本地区稍受损失。(2)黄富武同志被捕，但部队的实力大部分仍然存在。(3)洪家云同志等尚在龙泉、遂昌等边境行动。(4)群众斗争的情绪仍然很好。(5)浙东部队依然活跃于大盆[盘]山一带。……[临时省委]则决定挺进师应从速集结自己的部队，打击进攻闽浙边薄弱之敌，并迅速的回到浙西南行动，临时省委则暂随挺进师行动。会议结束后，则在泰顺、庆元、寿宁、松溪间行动了二个月光景，发动了数县的群众，恢复了不少的组织，并缴获长短枪百余支。此时十八军有向两广开拔的消息(两广事变快要到来的时期)，于是决定挺进师全部回到浙西南行动，省委位置于泰顺、福鼎、平阳。兹将此时的情形，分别的摘述于下：

　　1.挺进师之部队由粟裕、谢文清、许信焜、张友昆、赵春和、张文碧等同志率领，迅速的回到浙西南，集结部队与恢复该地工作(此时原在浙西南行动之主力依然存在)，并以文*、信焜、春和、文碧等同志组织政委会，以信焜同志为书记，粟裕同志为随军省委代表，将该地工作整理完毕，部队集结好了以后，粟同志应率特务连经宣平、丽水、永康之线(这些地区原已有了工作)进到浙东(如仙居、永康、缙云、武义之间)，检讨与重新布置浙东特委的工作，然后南下回到省委所在地。于1936年3月间，挺进师胜利的占领了龙泉属之住溪镇及遂昌属之王村口。当时群众的斗争仍然如昔，二、四纵队及广浦独立营依然存在(此时十八军正开始调动)，浙西南基本地区的群众坚决的要求挺进师再不要走了……

　　2.临时省委与挺进师分别后，只带了一个特务班，有短枪六支、长枪二支。当时的敌情，福鼎有第九师的一个团及闽保第四团，在平阳方面有浙保第四团，在泰顺方面有保安十一大队等。此时省委的中心任务，是以全力整理与建立福鼎、泰顺、鼎平及瑞、平、泰的工作。约一个半月的光景，各地组织均已普遍建立，广大群众业已发动，但进攻我们的敌人，随时以连排甚至以班为单位分散行动，专门压迫群众屠杀工农，抢粮迫债，无所不为。省委工作人员和特务班只不过二十几人，大部都是赤手空拳，然而广大群众在敌人不断压迫下，真是忍无可忍了，于是不断地要求我们配合他们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群众有梭镖、土枪之类，斗争精神很好)。经我们多方的考虑，认为配合群众力量，采取埋伏侧击的战术，选择有利的条件，是可以给进攻之敌以打击，并决定首先就要打击第九师(因为第九师的牛皮最大，说他一连人可以消灭全福鼎的游击队及共产党)，因此第一仗就击溃了第九师的二个排，缴获轻机关枪一挺，步枪数条，解决战斗最多不过三十分钟，我方只一特务班政治委员周兆坤同志牺牲。此时群众的斗争情绪较前更加高涨，并到处传播，说七军团到了很多的便衣队；此时部队中得到了一挺轻机关枪，真是如鱼得水般的高兴和快活。接着又一次战斗，除将敌人便衣队一排全部击溃外，接着击溃了浙保四个连。此时这个小小的特务班，已扩充成特务队了(群众名之为七军团的驳壳队)，于是进攻我们之敌固守堡垒，进攻转到防御。临[时省]委根据当时的环境，除组织直属工作突击组，分到各地区去切实的帮助与指导各地工作外，并决定普遍的巡视各县工作，由瑞、平、泰转到福鼎、鼎平各县，同时在战斗中已将特务队扩充到教导第一团和第二团(时间约三个月光景)。此时，鉴于整个形势的转变，两广事变已发生，闽东、浙西南特委及挺进师亦毫无音讯，于是除写信给闽东、浙西南及粟裕同志等约其到闽东开会外，并将分开后省委工作的现状告诉他们。此时省委布置了浙南浙东南及闽浙边整个工作后，则率领教导第一团，由鼎平，到瑞、平、泰与霞浦、福安一带巡视与布置各该县的工作，并求得早日与闽东与浙西南诸同志召开临时省委会议……

　　当挺进师陆续回省委后，前后争取了十几次的胜利，缴[获]长短枪四百余支，轻机枪五支，俘虏近二百余。闽浙边临时省委第十次扩大会议就在1936年“八一”革命纪念日的前后举行了。

　　(二)在第四期行动中所得的经验教训总结是：

　　A.在游击战争方面，不但战术的运用有很大的转变，而且游击区域的开展更加宽广了，差不多温、台、处、衢各县及杭州以南以至蒋介石家乡奉化附近也有了红军的足迹，这不仅震动了整个的浙江的敌人，而且震动了整个的统治阶级。尤其是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B.由于红军的活跃和实际行动中表现着英勇奋斗、艰苦卓绝的先进行动，不但揭破了国民党军阀说红军已经完全消灭了等武断欺骗宣传，同时在龙泉、丽水、青田、温州以南，宣平、武义、永康、缙云、金华、义乌、东阳、仙居及浙东数县，共计不下三十县的广大群众，除了一小部分以外，无不对红军爱好，特别是浙南、浙西南及闽浙边数十县的民众，对红军的热望与拥护，确实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某些地区甚至同老苏区一样，群众自动的替红军担任运输、向导及治疗伤病员等，并自动的组织游击队，进行分粮和肃反等工作。

　　C、D、E、F、G、H、I(略)

　　在敌人绝望的进攻中，证明了浙西南、浙东、浙南的党和干部以及广大的红色战士斗争的积极和顽强，它不仅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而且进一步的巩固了各该地的党与战胜了一切困难，而表明了自己是坚强英勇的战士，同时起了不少的先锋作用……

　　闽浙临时省委的成立，……迅速恢复了游击基地，开辟了浙东南的工作，恢复了浙西南的工作，从三百余人的部队发展到一千八百余人……

　　九、挺进师在闽浙边行动第五时期的情形及其所得的成绩、经验与教训(自1936年8月—1937年1月)

　　(一)当时所处的环境及经过情形：

　　……

　　在这一时期，正是两广事件爆发的前后，敌人的正规军均已他调，除浙江六个保安团、十一个保安大队和六个独立营与地方武装部队外，尚有闽保第四、第六两个团；但由于党的领导正确，挺进师行动的积极，以及各级干部的团结一致，这时期是挺进师到闽浙边行动以来最好的环境，工作与斗争最顺利的时期，不仅扩大与巩固了浙南、浙西南，而且开展了浙南各县的工作，并打通了浙东原来的基地，除正规部队已扩大到将近二千外，在浙南特委领导下的地区随时随地都可号召成千成万的群众配合我军作战，同时县区乡村均有普遍的自卫队及以分区为单位的独立营、连等组织。当时敌人进攻我们的机会是很小的，于是除消灭了各地许多地主武装外，并攻开了游击基本地区内不少的反动堡垒及据点。各个游击基地的互相联系也从此打通了，浙南某些地区的土地业已分配，浙西南某些地区则实行分青苗，至于红军及游击队经过之处，富户的粮食极大部分均已分配给广大群众。

　　接着是双十二西安事变爆发了，此时客观形势更利于革命的发展。不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当时我们认为“和平统一，共赴国难”将从此实现，且中央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双方等已停止军事动作，然而对东南各省的苏区和红军，仍然采取绝望的进攻，企图一举而消灭东南各省的苏区和红军，并从报端上得悉将从湖南调遣刘建绪的部队来闽浙赣皖四省“剿共”。

　　(二)挺进师在闽浙边行动第五个时期所得的收获及其经验与教训分别的简报如下：

　　A.十八军调动后，浙江敌人除保安团队外，可说比较空虚。当时在军事上，我们是采取分散集中的办法，分布于浙南、浙东南、浙西南及闽浙边区行动，每一地区均配备了党政军的干部，隶属于各特委的领导之下，采取“分散争取群众，集中应付敌人”的原则。另方面各特委配备了二百至五百的正式部队。同时尚有地方武装部队的配合，集中起来，随时可以应付敌人两营至一团的兵力，结果不但在发动群众斗争方面收效颇大，而且打击了敌人不少的小部队及民团等。

　　B.开辟了浙东南各县工作，打通了三个游击基地的联系，开展了三十几县以上的游击战争，发动了数百万广大的群众，建立了各种革命团体和党的组织，扩大了党和苏维埃及红军的政治影响，尤其根据中央新的指示(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及策略)，转变了策略路线和工作的方式方法等。

　　C、D、E、F、G、H（略）

　　十、挺进师在闽浙边行动第六个时期的情形及其所得的经验与教训(自1937年2月至1937年12月)

　　(一)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布置

　　当敌人大举进攻将要布置就绪时，正值闽浙边临时省委第二届第六次扩大会议开幕之际，大会除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与确定了闽浙边党与挺进师当时的紧急任务外，尚有如下的决议：

　　1.大会一致地认为当时整个的政治形势是起了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总的趋势是，日趋于激烈地走向革命与战争的大道，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我党将以大公无私的态度，进一步地提出策略路线的灵活转变，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是能迅速的实现；但由于国民党之进步与转变十分不够，东南形势一般的说来，仍然处于复杂严重斗争环境之中。最明显的事实，莫过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三中全会闭幕之后，当局对于东南各省苏区和红军的进攻，不但没有丝毫的减轻和放松，相反的依然采取绝望的进攻，企图一举而消灭东南各省的苏区和红军。刘建绪从湘调浙，组织闽浙赣皖四省“清剿”总部，就是最明显不过的事实。

　　2.为了彻底地粉碎敌人的绝望进攻，与适合当前斗争的需要，红军纵队仍回浙西南，一纵队回浙东，三纵队进至浙东南，师直属部队在浙南，特务队随省委行动，给进攻之敌当头一个严厉的打击，除一、二纵队迅速回到自己工作地区依靠党与群众力量坚持各该地斗争，其余各部队及闽浙边区之独立营连队则编为十九师(三个团)，采取分散集中的策略(随时能够集中打击敌人，随时又可分散行动，同时能够独立行动的各级干部，亦预先分配好了)。

　　3.党政军的任务详另决议和指示信。

　　4.为了便利指挥，加强各地党领导起见，决定闽浙边区成立省委办事处，以粟裕同志为省委办事处主任，直接领导指挥浙闽及边区党政军的工作，省委直属机关由瑞、平、泰出发，经泰顺、平阳、鼎平巡视与布置各该县工作后，通过飞云江进到浙东南，选择适当地区以便领导浙东南、浙西南，并与浙东及闽浙边区取得密切的联系。

　　5.首先要集中全力乘敌人各路进攻尚未靠拢时，对敌第十九师李觉部及第九师一团一个有力的打击，因为这些部队是敌人进攻的主力(可是事实上战斗力并不强，且不断的发生小的兵变，以连排班为单位的好几次拖枪过来的)，因此必须在各方面占着优势，才能进行必要与有力的战斗。一、二纵队在必要时应集中力量打击卢兴邦的土匪部队(该部纪律最坏，逃亡最多，战斗力最差，不断的拖枪到浙东南尤其是浙西南的部队里去)。

　　6.各特委、各部队必须保持与省委和军区的联络，并迅速的建立顺畅的交通站。

　　（二）敌人的布置和企图

　　敌人此次围攻的特点，在战略上是采取由北而南，由西而东的包围，各路都有纵深配备，并以五十二师及闽保第二、四团及第九师，首先散布于闽浙边构成了一道将近七百里的封锁线，并构筑了相当巩固的工事和数千个乌龟壳(即堡垒)，第一步计划限三个月消灭我们。他的兵力的布置，刘建绪自己兵力首先布置于江山、衢州、汤溪、龙游、武义、永康、宣平、缙云、丽水、永嘉之线，则企图由北而南的把我们压迫到闽浙边，并协同由西向东进攻之敌和围守闽浙边封锁之敌来消灭我们；西线布置首先以新五师、五十二师及江西保安团和福建保安团布置于江浦公路(即江山到浦城的公路)及松溪、庆元、政和之线，由西向东压迫我们，以独立第二旅及九旅、浙江保安团、保安大队及独立营等首先封锁瓯江及飞云江所有的民船，并将所有的民船于午后三时集中于指定地点的北岸，来往人员亦检查甚严，并构筑了数千个堡垒，另方面则压迫群众组织联甲及“剿共义勇壮丁队”，有了五家或十家以上的村庄，特别是重要口子及[交通]要道上，均限期构筑堡垒和派人守口子，动员了几十万的壮丁队(根据当时报纸上的消息)协助军队“进剿”，五十步一哨，三百步一班，每个壮丁带了三个月的粮食和费用，欺骗群众说红军有几千万的银子，吃的用的不知有多少，打到红军住的地方去，一概都分配给老百姓。

　　在政治方面，利用反动的乡保长、地主富农，压迫群众组织联甲及义勇壮丁队，并实行了移民政策、烧杀政策(一乡的人民均集中于乡公所驻在地附近)，山头山尾的房子与茅篷一概烧掉(在此次进攻中，起码烧了万座以上的房子)，一切食物均集中于一地，集中时先算过每人每日只准领多少油盐柴米。到处大造谣言，说朱毛红军已投降了，为了要打日本，首先要“剿灭”共党和红军（？）；颁布了通红军者、报告红军消息者、送红军粮食者等十条杀头状压迫群众执行。此外还有赏格布告散发到各地去，捉到红军首领的赏多少，杀到红军首领的头赏多少，并说只要拿他们的头来，和蒋介石说共产党员和红军均会消灭干净。可是后来得悉此种消息不正确，给刘建绪谎报军情戴罪立功的责备与处分。

　　（三）我们当时的对策

　　在军事方面是，一纵队由浙南出发，经浙东南以电光形的进行回到浙东活动；三纵队回到浙西南；其余各部集结于平、鼎交界处，首先给了进攻之敌浙保及闽保以严厉打击，并与十九师李觉打下二仗(按李觉是何键的马后弁，因何的女儿爱上李觉后为何的女婿，同时又是蒋的干儿子），敌人死伤颇重，我军无甚损失。此时敌人主力均已达到平阳、福鼎、泰顺之线，闽浙[边临时]省委根据当地的情况及敌我力量的对比，认为部队集中一起行动，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中实属不利，于是除将各地方武装分布于各部游击基本地区进行持久的顽强的斗争外，其余各部均于1937年3月间先后挺进到浙东南及敌人后方侧翼去了。于是敌人企图消灭我军于闽浙边之计划，完全归于失败。

　　正当敌人大举进攻时，省委及军区发出了快邮代电，中心内容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号召，不到一个月的光景，当局派遣了代表到温，并在各报披露，愿与我们进行和平谈判。经省委讨论的结果，认为当时的谈判，当局所提条件，一定是很苛刻，而且没有诚意，但我们很可利用十五天的停战机会，布置我们新的工作与扩大我们党的影响。于是双方谈判。可是谈判的焦点至我方代表坚持我党组织与部队独立性和划分一定地区时，当局企图扣留我方代表，此时我们很机动的要求对方到温州谈判，并邀请各界先进人士参加，不数日蒋介石给刘建绪“停抚进剿”之手令，于是谈判遂告破裂，我们代表也安全地绕道回来了。此时我们的主力由整化零组织了大批的赤色武装工作团，除配备军政干部外，并配以各当地党的干部一起行动约半月的光景，各部挺进到敌人后方及侧翼去了，并发出《为团结御侮共赴国难以及和平谈判破裂告各界人士书》。5月间继续发出和平谈判通电，6月中续发《呼吁各界人士要求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言》。当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第三天，当局派四省“剿共”总指挥党政处主任邓讱先生来温与我方进行谈判。此时我们的谈判对方是处于被动地位，且环境也非常有利于我们，于是我们即坚持以主力红军谈判的条件作为我们谈判的准则。此时对方一一允许，并再三要求停止军事动作(因为进攻我们的部队均要调动，且各地游击队异常活跃)。于是7月13号[26]双方在温签订了和平谈判的协定，并由当局每月供给我们一万五千元的开支。当和平谈判协定签订之后，省委由青田、永嘉、瑞安边境一昼夜的行程赶回平阳北港，集中部队与布置新的工作，约半月光景即将散布于瑞、平、泰、青、丽、温等县的部队全部集中完毕，工作人员及红色战士共集中约三百人左右。当部队集中完毕和浙南及边区工作布置就绪后，即分别的派人往浙东南、浙西南及金、衢属方面找粟裕、谢文清、张文碧、范联辉[27]、赵春和等同志，约一个月的时间，始将各地另外的部队找回，最大的力量是用在创办党的训练班，恢复各地工作，加紧部队教育，创办救亡学校，组织救亡团体及训练群众的抗日自卫队等。

　　(四)闽浙[边]临时省委对八个月斗争的总结简摘如下：(略)

　　十一、关于党与群众工作

　　(一)党的方面

　　甲、浙闽边党的建立及其发展的情况

　　当挺进师于1935年到达闽浙边时，浙江党的组织除浙东有极少数的零星组织外，其他各地均没有党的组织[28]。在浙南地区，有中共浙南委员会及其所属党的组织和浙南红军游击队。在闽浙边的福鼎、泰顺等地，有中共闽东特委建立的鼎平县委以及前岐、上东区委、区苏维埃和鼎平独立团等组织。政委会根据中共[央]东南分局的指示及各地的具体情形，首先建立了松溪、政和、庆元、泰顺等县某些地区党的组织，并迅速地打通了闽东闽北的联系，至1935年10月间即建立了景宁、云和、龙泉、遂昌、松阳、宣平、江山、浦城、汤溪、龙游、武义等县普遍党的组织；有些县份如武阳等县则部分的建立了组织，并正式成立了浙西南特委，同时派遣了一纵队配备党政干部挺进到浙东，将该地零星的党的组织经过数月整理后，亦成立了永、缙、仙、处等县某些地区的党的组织；是年10月南下开辟与整理了泰顺、福鼎、平阳、瑞安等县的工作，并于1935年12月正式成立了浙闽边区特委；1936年3月间正式成立了浙东南特委；1937年3月至1937年8月开展了永嘉、青田、瑞安等县工作，在和平谈判成就前后，成立了台属工作委员会。当时党员的数量是四千余人，最多达到五千余党员。一般说来，在挺进师胜利的影响之下和各级干部的努力，对于党的发展得到极大的成绩……

　　乙、党的教育(略)

　　丙、党的影响(略)

　　丁、党的领导

　　在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中，挺进师和浙西南的党，表明着自己的先进和能够随机应变以及独当一面的艰苦奋斗精神。它不但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发动了数十县的民众，扩大了党与苏维埃的政治影响，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在某些地区分配了土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而且创立了成为今天抗战的主要支点之一。这正是东南局总结挺进师及浙西南党三年斗争总结中所指出的：挺进师和浙西南的党基本上坚决地执行了中央的政治路线，而且在战斗中工作中获得了不少的胜利和成绩。正因为如此，所以浙闽边数百万群众对我党的拥护、同情与爱戴，表现出普遍而又深入的现象。

　　(二)群众工作

　　甲、动员工作的简述

　　(1)当挺进师进到闽浙边的时候，政委会作了很大的努力，号召与教育全体党员和每个红色指战员成为“党与苏维埃的宣传者和组织者”。正因为这一教育做得比较深入与普遍，又由于全体党员与战士们的自觉，因此挺进师和浙西南的党在坚持闽浙边的三年斗争中起了应有的努力和积极的作用。它响亮地回答了政委会和政治部，每人每日写十条标语、找十个民众谈话，并以班排为单位随时随地举行群众大会、军民联欢大会与组织群众，以及建立党组织的号召。它在行动上坚决的执行了革命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能与群众打成一片，并获得了广大群众对我们的同情和拥护，特别是全体同志和每个红色指战员那种不分昼夜、不分行军疲倦之工作精神，更是值得学习和表扬的。

　　(2)能够适时的转变工作方式与方法，以及灵活的运用党的策略路线，如大标语小传单的发挥，利用分发谷物的机会进行充分的宣传教育与解释工作，早去晚归的工作精神，分散争取群众、集合讨论问题的作风，化装演讲挨户宣传，利用当地耆老和有威望的人士深入民间工作，利用姓名与宗族的乡民心理与群众结成骨肉相联，实际的救济灾民、难民、饥民与贫民，普遍布置和有计划的召开户长及乡里绅耆会议，集体慰问白军家属以及优待红军将士家属；另方面在短期内争取与教育了数万“青帮”与大批的大刀会及绿林兄弟，争取了不少的乡保甲长及绅耆，同时迅速的由没收政策转变到征发政策，由罚款转到募捐，由对立做到争取与互解，由恐惧知识分子的心理转到积极争取和教育的政策，由敌对转到和平团结一致抗日，由秘密转到公开合法，由穷乡僻壤的狭隘工作地区转到普遍的宽广地区及重要的市镇，由非法转到合法。正因为如此，所以闽浙边的斗争，能够克服严重的赤白对立现象，以及在宣传组织教育与武装民众的工作上收到极大的效果。

　　乙、群众工作中所给予我们的经验与教训

　　(1)有了党的正确领导与具体计划，还须有充分的动员工作，否则收效势必减少，甚至有时会行不通。

　　(2)计划不应过于庞大而应根据上级的决议与指示适合当时当地的需要，定出预料能够完成的计划与任务，否则不但有名无实、不能兑现，而且很容易失去党的威信与削弱下层干部和同志的信心。

　　(3)动员口号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根据各个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定出简短有力的、适合群众斗争需要的动员斗争的口号。

　　(4)计划决议确定后，必须派得力的干部深入下层进行不疲倦的督促、指导与帮助工作，特别是下级和同志遇到困难时，必须耐烦而又细心地为之解决与切实地去帮助他。

　　(5)奖励和指责、教育和劝导，必须灵活的运用，那种不分轻重、毫无朝气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是无济于事的，且反而变为有害的东西。

　　(6)要大胆与适时的创造大批当地干部，特别是有威望的干部，另方面要大胆信任这些干部去干，包办主义、事务主义、信而不用、打小算盘和狭隘经验等等都是有害无益的东西。

　　(7)不管你的能力如何的强、办法如何的多，如果你在领导上不能取得干部与群众的信赖，那末你要建立党与群众中强固的高度威望是不可能的。

　　(8)群众工作要有埋头苦干与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另方面要具备胜利不骄傲、失败不灰心的顽强斗争之常态，任何高慢轻举与昏头灰心的倾向和行为都是极端有害的，且足以障碍事业的进展和胜利地完成党所给予我们的任务。

　　十二、坚持闽浙边三年斗争中所得的成绩及所给予我们的经验教训

　　(一)成绩

　　1.挺进师和闽浙边区以及浙西南的党，在中央[东南]分局与闽浙临时省委的正确领导之下，进行了长期的的坚决奋斗，基本上执行了党的路线与胜利的完成了党所给予的任务，开辟了浙西南、闽浙边宽广地区的工作局面，保存了许多优秀的干部，创造了成为目前抗战中最可靠的战略支点，以及抗日武装的保持。

　　2.挺进师与闽浙边区及浙西南的党，在当地和中央[东南局]的联系断绝后，能够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灵活的运用党的策略路线，顽强的坚持了三年斗争，这表明挺进师全体指战员与浙闽边区和浙西南的党在组织上的坚强信念与顽强的斗争精神，尤其在行动中工作中表明了自己的先进，团聚了成千成万成百万的群众，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揭破了敌人一切无耻的造谣与中伤，使闽浙边的广大群众对党、对革命表现出空前未有的拥护与同情。

　　3.指明与教训了全党的同志以及社会上先进的人士，特别是广大群众，只要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论国内外形势如何的严重以及自己所处的环境如何的恶劣，如能坚持到底、团结一致与万众一心，最后胜利必然属于我们。

　　(二)经验与教训

　　1.有了党的正确的主张与正确的策略路线，还须要有坚强的有胆识、有远见、能说能为、能负责的干部作指导，这在十年斗争中尤其在坚持闽浙边三年斗争中给了我们铁一般的事实教训。假如没有这种干部，挺进师及浙西南的党在当时那样紧张复杂而又残酷的斗争中，要独当一面的坚持闽浙边三年斗争与克服困难和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2.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与上下一致的团结，要完成党所给予我们的任务与顽强的坚持斗争也是不可能的……

　　3.共产党员及其干部，特别是领导者，如果没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去观察全局、照顾全面与过细的分析和估计各种不同的环境与事件，而盲目的决定自己的斗争方向，或者马虎了事的去处理任何事件，都是极端有害和违背了共产党员的作风的。因此我们应该具备远大的政治眼光与掌握住各个不同的环境、抓住事物的中心环节，精密而又具体的去观察时局和布置自己的工作，并以全力去为自己[的]计划与决定的实现作持久与不屈不挠的斗争。

　　4.不论在任何的斗争环境中，我们的干部尤其是负责者，必须具备大胆细心保持常态的精神，所谓布尔什维克的常态，就是胜利不骄傲、失败不昏头；所谓事事要过细，那就是要有冷静的头脑，根据事物的发展与变化加以过细的思索和适当的处置，违背了这种原则，要达到事业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5.在环境越发严重、斗争越发紧张的时候，加强党的领导与进行广泛而又深入的党内外政治动员，以及耐烦而又细心的去进行说服劝导与解释工作，是特别来得重要和具有特殊的意义的……

　　6.在干部决定一切的原则下，必须善于团结干部、爱护干部、使用干部与不断的创造大批新干部，否则要坚持与适应长期的斗争需要，以及胜利的完成党所给予我们的任务都是不可能的。

　　7.决心是一切问题的成功之母，没有果断的决心，便是犹豫不决，任何事情都不能成就。但决心不是随便下达的，必须事先加以周密的计划与分析，然后根据各方面所具备的条件才能下达自己的决心……

　　8.……不论任何的游击部队，党的基础一经建立，或群众条件成熟时，必须根据当时当地的需要放下得力干部，专门致力于领导党的工作，但须在工作中斗争中不断加以督促指导与帮助……

　　9.斗争时机的选择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条件尚未成熟、环境又不许可时，轻易的举动与冒险都是不利的，而且很可能会遭到失败，所以必须根据列宁同志所指示我们的斗争时机[原则]选择的正确指示，灵活的运用到实际斗争中去。

　　10.要完成党的任务、要坚持某地斗争，必须坚决的执行上级的指示和决议，同时适时的正确的展开反两条战线的斗争，以及发挥我党独有的自我批评精神，同时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克服一切不良倾向与错误的行为，保证党内政治上、组织上以及思想上与行动上的一致，胜利的完成党所给予我们的任务。

　　1940年夏于皖南

　　（原件存浙江省档案馆，作者系红军挺进师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  

　　[1]即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下同）。

　　[2]应为古田县的水口镇。

　　[3]据考证：先遣队攻打福州未果，即转移至连江县的桃源、潘渡游击区。

　　[4]活捉庆元县长张致远。

　　[5]据考证：此处叙述的行军路线与史实有误。

　　[6]据考证：红十军团创建之初无二十一师。

　　[7]据查证：王旅即补充第一旅王耀武部，下同。

　　[8]应为汤口。

　　[9]应为聂洪钧。

　　[10]应为皖赣独立师，下同。

　　[11]挨丝炮即土地雷。

　　[12]即八七团团长黄英特。

　　[13]应为中央分局，下同。

　　[14]**、***编者所改。

　　[15]**编者所改。

　　[16]小吉属松阳县境。

　　[17]王屠系王屏之误。

　　[18]四十八军系十八军之误。

　　[19]原文如此。

　　[20]范极民即为范式人。

　　[21]经核实，闽浙边临时省委委员为刘英、粟裕、叶飞、黄富武、刘达云、阮英平、范式人、许信焜、洪家云、方志富、许旺等11人。

　　[22]许信焜调任闽东独立师师长，王裔三未赴闽东。

　　[23]原文如此。

　　[24]原文如此。

　　[25]原文如此。

　　[26]回忆时间有误。根据吴毓、龙跃1937年10月1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闽浙边区历次与国民党四省边区主任刘建绪谈判的经过》，和谈协定签订时间应为1937年8月24日，地点在温州申江旅馆。谈判代表中共方面为吴毓、黄耕夫、黄先河，国民党方面首席代表为刘建绪派的政训处处长邓讱。

　　[27]范联辉即范连辉。

　　[28]经核实，1935年3月挺进师到达浙江时，浙江的党组织有中共东阳中心县委，下辖有东阳、缙云、永康、汤溪4个县工委，1935年10月遭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