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第一卷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浙江人民从苦难中奋起，不屈不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夺取革命胜利的历史。这段28年的历史，斗争壮阔曲折，艰苦残酷，可歌可泣。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是鸦片战争以来浙江人民80年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19世纪中叶，清朝统治已是江河日下，危机四伏，但昏庸的清朝统治者还在盲目自傲，闭关自守，陶醉于“天朝”的长治久安中。这时，原来落后的欧美国家经过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革命已迅速崛起，并狂热地向世界寻求和开拓殖民地。1840年英国用鸦片和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是最早最直接和最频繁地遭受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的省份之一。在鸦片战争中，英军首先从舟山定海打开了入侵的缺口。清政府在战败以后，1842年被迫和英国签订了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南京条约》，除割地赔款外，开辟五口通商，其中有浙江的宁波。1876年英国借口“马嘉理案”，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除了“惩凶”赔款外，新开四口通商，其中有浙江的温州。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以后，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除割地赔款外，增开四口通商，其中有浙江的杭州。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不断的入侵和在通商口岸建立租界，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以至利用宗教进行殖民统治。它们还把侵略的触角伸向内地。浙江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日益加深，浙江人民在遭受封建压迫的同时，又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首都北京。这以后清政府完全屈服于列强的势力，奴颜婢膝，提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严重。

　　从鸦片战争开始，浙江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如：鸦片战争浙东军民的抗英斗争，旨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镇海抗法战争，反洋教反官府斗争，维新运动，浙皖起义，辛亥革命光复浙江等等，都表现了近代浙江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反抗精神。然而，这些斗争虽然也给人们带来过成功的希望，但最后总是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希望；虽然每次斗争在一定条件下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仍一次一次地遭到失败。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却未能改变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未能改变国家积贫积弱，人民生活动荡、困苦的悲惨命运。虽然孙中山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仍在继续奋斗，但屡遭挫折，陷入困境。

　　事实表明：农民阶级、地主阶级革新派、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其阶级本身的局限和指导思想的局限，都不能领导人民完成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国家要独立，人民要解放，必须有新的阶级和政党来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登上了中国的革命舞台。

　　中国工人阶级最早展现其伟力的是五四运动。由于工人阶级的加入，五四运动成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是因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引起的。1919年上半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协约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漠视中国的利益，将战败的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群情激愤。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遭到北洋政府的镇压。5月6日，消息传到浙江，学界首先响应。杭州、绍兴、嘉兴等地学生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5月中旬，五四反帝爱国学生运动遍及全省各地。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呼声中，浙江海宁和吴兴人民分别公决开除卖国贼陆宗舆和章宗祥的乡籍和宗籍。5月20日，宁波码头工人和船员拒绝替日商卸煤、运煤。这是全国工人阶级中最早声援学生的政治性罢工斗争之一。6月3日以后，运动由知识界发展成为以工人为主体的工农商学各界联合参加的群众性革命运动，全省各城镇开展了罢课、罢工、罢市和抵制日货的斗争，运动更加广泛和深入。6月10日杭州铁路工人的罢工，使沪杭铁路运输中断，引起当局震惊。五四运动，由于工人阶级的支持和参加，最后取得了重大的胜利。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浙江的传播。1919年11月，杭州学生创办的《浙江新潮》是浙江最早宣传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杭州印刷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建立工人团体，创办工人夜校，还编辑出版《曲江工潮》，这是全国最早的工人刊物之一。

　　在五四运动中，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一师)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成为浙江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中心。同年秋天，一师校长经亨颐在进步教师陈望道、刘大白等支持下，提出“与时俱进”、全面发展的办学方针，传播新思想，继续实行教学改革，遭到了军阀政府和社会封建守旧势力的压迫和攻击。1920年2月，军阀政府借口该校学生施存统在《浙江新潮》发表《非孝》一文，免去经亨颐校长职务。全校师生奋起抗争，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师风潮”，维护了教学改革成果。这是五四运动以后浙江新旧文化、新旧思想的一次激烈交锋。通过“一师风潮”，学生们认为浙江省长齐耀珊和教育厅长夏敬观是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的代表，是镇压学生、摧残教育的祸首，于是再接再厉，联合各界人士，发起“驱齐逐夏”斗争，再次取得了胜利。在斗争中，一师一批思想激进而有才华的学生、教师脱颖而出，他们立志救国救民，信奉马克思主义，义无返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五四运动以后，创建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条件逐渐具备。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开始酝酿建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在工人阶级最集中的上海建立。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原名为社会共产党)成立，书记陈独秀。它起到了在全国范围内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的作用。

　　浙江籍先进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一)宣传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在国内最早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在建党过程中，浙籍先进分子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不遗余力，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特别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于1920年8月出版，对中国先进分子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理论依据。(二)开展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浙籍先进分子俞秀松改名易服，最早深入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三)参加创建上海共产党组织。这是由陈独秀首先发起组织的。最初仅5名成员，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其中浙籍有2人：俞秀松、施存统。以后该组织发展到15人，其中浙籍有7人，新加入的有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沈泽民、沈定一。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以后，浙籍先进分子进而为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做了大量工作。俞秀松作为上海共产党的领导成员之一，曾参与党纲的起草，一段时间承担了上海共产党的大量日常工作。施存统赴日本，在旅日华人中建立了共产党，并被陈独秀指定为该组织的负责人。(四)参加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最早的青年团组织也是诞生在上海。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书记俞秀松。该组织在全国建团中同样起了发起组和联络中心的作用。最早参加青年团的浙江籍青年有叶天底、庄文恭、谢文锦、王一飞、梁柏台、汪寿华、王会悟等；稍后(1921年)加入的有宣中华、张秋人等，大都是原浙江第一师范的学生。他们中有的也为党的创建作出了贡献。

　　上海共产党组织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举行做好了准备。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因遭法租界巡捕干扰，8月2日，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召开。出席嘉兴南湖一大会议的代表有：李达、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周佛海、包惠僧。李汉俊、马林、尼科尔斯基和陈公博没有继续参加南湖会议。在嘉兴南湖举行的一大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决议》，《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一大南湖会议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大会完成了预定议程以后，当日在嘉兴南湖胜利闭幕，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以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因而能够为中国革命指明前进的方向。它是中国最先进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致力于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也开始重视农民运动。尤其是浙江籍的先进分子在上海共产党成立以后不久，就把目光投向中国幅员最广大的农村和中国人口最多的农民，发动他们起来革命。1921年发生于萧山衙前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最早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先进分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农民斗争的首次尝试。衙前是钱塘江南岸萧(山)绍(兴)平原上的一个小集镇，离杭州30公里。1921年4月，在中共党员沈定一和宣中华、杨之华、徐梅坤、刘大白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组织发动下，于同年9月成立衙前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抗租减租斗争。萧绍平原共有82个村相继成立农民协会，有10余万贫苦农民投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封建剥削的斗争。衙前农民运动虽然最后失败，但它揭开了党领导农民革命的序幕，显示了农民群众潜在的伟大的革命力量。

　　对于衙前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把它视为自己领导的革命运动。党成立以后，为配合衙前农民的斗争，中共中央局机关刊物《新青年》，全文刊发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章程和衙前农村小学校宣言。同年10月正在衙前的宣中华受党指派作为“浙江农民协社”的代表，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各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翌年6月，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进了衙前农民运动的内容，称“浙江方面，组织80个农村的农民协会反抗地主，被军警解散，死伤数人。”

　　1922年7月，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简称上海地委兼区委)成立，领导浙江、江苏和上海的工作，徐梅坤任书记，沈雁冰和俞秀松任委员。在这之前，4月俞秀松来杭州建团，成立青年团杭州支部，俞秀松兼书记，有团员27人。8月徐梅坤来杭州建党。同年9月在杭州皮市巷3号建立了中共杭州小组，有于树德、金佛庄、沈干城3名党员。这是浙江最早成立的中共地方组织。这以后，中共中央、上海党(团)组织不断派干部来浙江建党、发展党(团)组织，而浙江先建立的党组织也派人到各地发展组织，因此各地党(团)组织相继成立：1923年7月中共绍兴党团支部成立；1924年春中共海门(今椒江)小组成立；12月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成立；1925年春中共宁波支部成立；3月中共嘉兴独立支部成立；同年秋中共金华支部成立；1926年12月中共定海独立支部成立；1927年1月中共遂昌支部成立；2月中共衢州独立支部成立；4月中共湖州支部成立。党的组织在全省各地的普遍建立，标志着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不断发展。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认识到要战胜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光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无法实现的，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党决定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而孙中山在经历多次挫折后，深感其领导的国民党必须痛加改造，于是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员同他合作。1922年8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全体会议，作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使国共合作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参加西湖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及翻译张太雷。

　　西湖会议以后，党的三大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三大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4年1月，由孙中山主持的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也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大革命的开始。

　　但是，国共合作形成以后，在浙江当时并没有国民党地方组织，只有少量的国民党员。所以在国共合作形成之初，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浙江共产党员曾以很大的精力投入帮助建立国民党各级地方组织的工作。3月30日，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成立，共有9名执行委员，其中沈定一、宣中华等3人为常委，在当选的执委和候补执委中，共产党员占绝对优势。临时省党部的成立标志着国共合作在浙江的形成。这以后国民党地方组织得到较快的发展，到国民党二大前夕，全省已有23个县市成立国民党各级党部组织，国民党员达2000余人。

　　国共合作在浙江的实现，促进了全省工农运动的发展。1924年5月，以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形式，全省掀起了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宣传活动，这是浙江国共两党第一次共同发起组织的大规模的工人运动。7月，余姚庵东(今属慈溪)万名盐民因不堪盐商豪绅及盐政当局的层层剥削和苛政压榨，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影响全国的罢工斗争。这次罢工斗争最后以盐民的胜利而告终。庵东盐民的斗争被邓中夏称为是二七惨案后“表示中国职工运动复兴的征兆之一。”

　　在共产党人的建议下，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黄埔军校。1924年5月黄埔军校正式开学。孙中山亲自兼任总理，任命蒋介石为校长。为支持黄埔军校创办，中共浙江地方党团组织曾推荐胡公冕、金佛庄、张秋人、施存统等赴广州黄埔军校任教官，选派宣侠父等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从1924年6月至1927年3月，在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的共7399名学生中，浙江籍学生有584人，其中主要分布在诸暨、东阳、浦江、青田、永嘉、奉化、缙云、温州等地。另外，胡公冕还从家乡永嘉县招收了近千名青年农民到黄埔军校教导团，胡兼任该团的营党代表。这批青年后来成为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和北伐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想在全国范围迅速传播。1924年10月，具有进步思想的将领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政府，并把所部改为国民军，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抱病北上。为配合孙中山北上，浙江国共两党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举行游行示威，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形成广泛的宣传运动。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举国痛悼。浙江各地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广泛宣传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国民革命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这一切都预示一场新的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1925年的五卅运动就是这场革命风暴的前奏。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被日本资本家枪杀。5月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游行示威，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打死13人，受伤不计其数，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当晚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斗争扩大到社会各阶层人民，号召全国被压迫的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野蛮大屠杀。

　　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五卅运动席卷全国。浙江人民奋起响应。从6月3日杭州开始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抗议浪潮和各种声援活动迅速在全省各地掀起。无论是通商都市还是偏远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黄岩中学一学生为抗议帝国主义暴行，在演讲中当场咬破手指，血书“毋忘国耻”四字。五卅运动在浙江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参加人数之多都是浙江历史上少有的。

　　五卅运动推动了浙江工农运动的蓬勃开展。在浙江党团组织的发动和指导下，各地各行业工会普遍建立，广大工人群众为捍卫自身的利益，开展罢工斗争。1926年全省有记载的规模较大的罢工达40余次。全省农民运动也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浙江选送竺清旦、金绍勣、王国桢、张植(张培农)等人去学习。9月学习归来，积极开展农民运动，成为浙江农民运动的骨干。这时期浙江农民运动发展的最主要的特征是农村纷纷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减租减息和反对苛捐杂税斗争。

　　随着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逆流也在潜滋暗长。沈定一这时已沦为国民党右派，1925年5月被中共开除出党。7月，沈定一勾结戴季陶，在萧山衙前召开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公然进行反共演说，肆意诋毁和反对国共合作和中共三大决议。为了反击沈定一等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以宣中华为首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于12月，在海宁硖石镇召开浙江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共70余人。会议决定成立浙江省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代行被右派把持的临时省党部职权。1926年3月，经国民党中央批准，正式成立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在当选的成员中，有半数以上是共产党员。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北伐战争直接打击的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派势力，其兵力达70万人。而广东国民革命军约有10万人。但在沿途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

　　当时统治浙江的是直系军阀孙传芳的势力，而省长夏超与孙有隙。中共杭州地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积极协同北伐军开展对夏超的策反工作，得到夏超的响应。但由于夏超错误分析形势，提前宣布“浙江独立”，结果兵败被杀。中共杭州地委书记贺威圣也在孙传芳部队攻入杭州时遇害。夏超独立虽然失败，但动摇了孙传芳在浙江的统治，为北伐军进军浙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北伐军东路军在胜利结束江西战事以后，于1926年12月开始挥师入浙。1927年1月，滞留在福建的北伐军也入浙增援。经过富阳战役、宁海战役、龙游战役、桐庐战役，北伐军反败为胜，全歼孙传芳在浙主力，于2月18日占领杭州，月底克复浙江全境，推翻了孙传芳在浙江的统治。

　　北伐军如此迅速克复浙江，是由于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已深入人心，而北洋军阀在浙江的统治已丧失人心。北伐军将士骁勇善战，尤其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舍生忘死，冲锋陷阵，发挥了模范先锋作用。以宣中华为首的浙江共产党员卓有成效的发动工农运动，使北伐军所到之处都受到直接有力的支援。当北伐军在嘉兴受阻于军阀部队的铁甲车队时，共产党员沈干城领导的杭州闸口铁路机修厂工人，奋战三昼夜改装成功6辆铁甲车，投入战场，大显神威，重创敌铁甲车队，使北伐军得以顺利向上海进军。

　　北伐军克复浙江以后，全省的工农运动迅速高涨。温州、宁波、衢县、丽水、绍兴、杭州等地的总工会纷纷建立，至4月上旬杭州建有行业工会200多个，拥有会员10余万人；全省有市县总工会20多个，会员达30余万人，并开始筹建省总工会，建立了工人纠察队。共产党领导的工会成为城市中最有威信的革命群众组织。在工会的领导下，工人为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在农村，“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民协会成为农村中最高的权力机构。全省农民协会这时已发展到40余县，入会农民达100余万，并成立了省农民协会筹备会。许多地方还同时组织农民自卫军、农民纠察队。在农会的领导下，广大贫苦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和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土豪劣绅昔日的威风扫地，农民扬眉吐气，做了乡村的主人。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未能遏制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蒋介石依靠办黄埔军校和北伐，已攫取了大量的实权。这时，在江、浙、沪地区集中了他的亲信部队和收编的军阀部队，在帝国主义列强和江浙财团的支持下，有恃无恐，随时准备对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在浙江，3月20日国民党右派策划并收买流氓打手烧毁了宁波市总工会办公楼；3月30日国民党右派雇用打手袭击杭州市总工会，殴伤工作人员多名。这两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实际是蒋介石背叛革命、向浙江人民进攻的信号。

　　对于蒋介石的反共阴谋活动，从中央到地方包括浙江在内，许多共产党员都主张坚决反击，但共产国际对蒋仍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这样，由陈独秀出面同汪精卫于4月5日发表联合宣言，把右派的阴谋活动，说成是“谣言”，要求大家不要听信。结果有些共产党员信以为真，放松了警惕。但是，就在这时候，宁(波)台(州)温(州)防守司令王俊和杭州市公安局长章烈赴上海向蒋请示对付共产党的办法。蒋授意以“实力革除共产党”；并于4月8日下达了“东南已光复各省一致清党”的密令。4月9日，王俊在宁波首先开始“清党”，这是东南各省市最早实行“清党”的地区之一。4月11日杭州开始“清党”。4月12日上海开始“清党”(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后，湖州、温州、金华等地陆续开始“清党”。国民党借“清党”的名义，在各地取缔革命组织，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6月，沈定一出任国民党浙江省清党委员会常务委员。至7月15日，仅宁波、杭州两地被捕400余人，被杀117人。宣中华、郑恻尘等在“清党”中遇害。原来生机勃勃的浙江一片腥风血雨。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全省共产党员从4月的4000余人到同年9月下降至1563人，共青团员也减少一半以上。由于蒋介石的叛变和党内右倾错误的领导，大革命在浙江遭到了失败。7月15日，随着汪精卫在武汉叛变，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败了。中国革命进入低潮。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经过一系列军阀混战，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统治。但是，这个政权同北洋军阀一样，仍然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专制政权。党要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就必须直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因此，大革命失败以后，党从原来国共合作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转为党独立领导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1927年6月，中央决定建立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庄文恭。同月，共青团浙江省委成立，书记华岗。中共浙江省委的建立改变了以前浙江各地方组织分属中央或上海党组织领导的局面，推动了全省党的工作的开展。但是不久省委机关和7个县区委组织遭到破坏。8月24日，庄文恭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期间，由王家谟代理省委书记。

　　大革命失败以后，为彻底清算并纠正党在过去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方针，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八七会议给党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由于庄文恭在上海期间以称病和能力弱为由向中央提出辞职，因此中央决定由王若飞来浙江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同时改组浙江省委。

　　在中央特派员王若飞的指导下，9月27日，浙江省委扩大会议在杭州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选举产生了新的浙江省委。在28日召开的省委全会上，张秋人当选为省委书记。不料，29日张秋人在杭州西湖被捕。当天下午省委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在中央未派来新的省委书记之前，由陈之一代理省委书记。

　　八七会议的历史功绩是主要的，会议以后，各地农民暴动风起云涌，不可遏止，但这时党内“左”倾盲动错误亦在不断发展。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计划，使“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在这之前，中央致浙江省委的指示信中，就错误地分析浙江的形势，指示“浙江应马上准备一个广大的农民暴动”。根据中央的指示，省委除在城市组织“红色恐怖团”以反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外，还部署了以象山港、上虞为中心的浙东大暴动。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左”倾冒险和盲动，不仅没有给敌人以任何打击，反而给自己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就在进行这些斗争中，省委及28个市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暴动主要领导人王家谟、叶天底等116人被捕，许多共产党员牺牲，致使大革命失败后刚恢复和发展起来的浙江党组织遭受严重摧残。

　　在省委被破坏之前，中央派夏曦来浙江主持工作；省委被破坏后，11月10日，中央召夏曦赴沪汇报。期间，夏曦在上海主持召开了省委会议，李维汉代表中央出席。会议调整充实了浙江省委领导机构，新的省委由夏曦任书记。由于省委在杭州一时无法立足，12月省委机关迁到宁波。

　　1928年3月，浙江省委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出席，并作了全国政治状况的报告。会议通过了有关文件，改组了省委，夏曦仍任书记。4月省委机关从宁波迁回杭州。5月，夏曦将赴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中央任命卓兰芳为省委书记。由于卓在浙西兼任特委书记一时不能到任，省委书记由龙大道代理。

　　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和一些地区盲目暴动带来的惨痛失败，于4月发出通告，承认党内存在“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至此，这次“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止。但是，在浙江类似的暴动并没有停止，此后，省委和各地仍组织了一系列农民暴动。这些暴动包括全省最早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宁海亭旁(现属三门县)暴动，都由于时机不成熟，而很快遭到了失败。

　　为什么革命处在低潮而浙江党内一些同志仍热衷于实际无望的暴动呢?这是因为许多党员把“浙江党的工作前途是武装夺取政权的前途”，看作是目前就可完成而且是单独一个省就可完成的，殊不知积蓄和锻炼成为足以战胜强大敌人的力量需要时日，不会一蹴而就；浙江革命亦不可能单独获得胜利。对敌人野蛮屠杀的愤恨和复仇渴望，使他们容易产生一种近乎拼命的冲动。而这种情况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为了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的路线和任务，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召开。会议指出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六大的方针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对中国的革命运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9月初，中央巡视员陈潭秋来浙江传达六大精神。由于浙江斗争环境紧张恶劣、交通不便和干部缺乏等原因，影响了六大精神在各地的进一步贯彻和落实。10月，卓兰芳辞去省委书记的职务，由李硕勋代理。11月，省委决定在年底召开全省党的代表大会，可是中央认为浙江目前的工作尚未进一步开展而未予批准，只同意召开省委扩大会议。1929年1月省委扩大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4个决议案，并改组了省委，由工人出身的徐英任省委书记。会后，徐英赴浙西及嘉兴巡视并传达党的六大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期间，由罗学瓒代理省委书记。

　　浙江省委成立近两年中，省委机关一直未离开过城市，这既很不安全又影响了工作的开展。省委扩大会议以后不久，由于团省委负责人被捕且有人叛变，使原有的省委机关都无法使用，省委难以开展正常工作。中央考虑浙江省委机关屡遭破坏，中心区域的工作又没有建立起来，不能很好地推动工作的开展，因此认为有必要改变这种组织形式。为此，1929年4月，中央在上海召开浙江工作会议，通过了《浙江工作问题决议案》，决定暂时撤销浙江省委建制，另建6个中心县委，直属中央领导。中共浙江省委撤销以后，共青团浙江省委也同时撤销。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浙江省委在极其险恶的斗争环境中，领导全省人民开展革命斗争，虽然省委机关多次遭到破坏，省委主要领导人频繁易人，无数次暴动遭到失败，但斗争仍向前发展着，党的力量不断壮大。省委撤销时全省党的组织发展到40余县，党员发展到7000余人。浙江的革命出现了复兴的局面。

　　省委撤销以后，直属中央领导的中心县(市)委实际建立了杭州、宁波、永嘉、台州、湖州、兰溪、永康、建德、东阳等9个，这推动了各地武装斗争的开展和各中心区域的形成。

　　1929年，浙南温(州)台(州)地区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灾荒，不少地方出现“村村饿殍相枕藉，十家九室无炊烟”的惨象，而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有增无减，官逼民反，农民纷纷揭竿而起，举行暴动。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1930年3月成立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5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简称红十三军)，军长胡公冕，政委金贯真，政治部主任陈文杰(柴水香)。下辖3个团，主要分布在永嘉西楠溪、温岭坞根、永康方山口等地，共4000余人，鼎盛时达6000余人。军部设在永嘉县五尺村。为配合红十三军的斗争，根据中央决定，6月还成立了中共浙南特委，下辖永康、台州中心县委等，书记王国桢。

　　红十三军是当时列入中央军委正式序列的全国14支红军之一。本来，红十三军的建立，对于推动浙江革命形势的发展极为有利。可是，这年6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开始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这使红十三军的征途充满了艰险和荆棘。

　　根据党中央“赤化浙江”、“夺取一省革命的首先胜利”和“集中兵力攻打中心城镇”的指导思想，红十三军在不利的形势下，仍频频主动出击。为实施“左”倾冒险计划，7月中央指示，各级党、团、工会领导机构合并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由李立三兼书记的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负责苏、浙、皖三省行动委员会的工作。8月，红十三军各团的番号均改为“师”的番号。

　　9月，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会后，各级行动委员会撤销，恢复了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撤销后，成立了以李维汉为书记的中共江南省委，亦负责苏、浙、皖工作。

　　虽然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仅3个月，但受其影响，红十三军在不断的攻城略地中，实力几乎耗尽。金贯真、陈文杰的牺牲使红十三军的军部已名存实亡。8月，党中央曾派潘心元、严朴等来浙南巡视，试图重振红十三军的斗争。但因不久潘心元在浙南牺牲，中央恢复红十三军的工作遭受挫折。

　　这时期，在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指导下，全省其它地区也相继爆发了农民暴动，有的也建立红军武装。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中央巡视员卓兰芳领导的以诸暨为中心的浙西大暴动和10余县农民武装扑攻省城杭州的暴动。这些暴动同样因严重不切实际而无一例外地遭到惨败，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牺牲。这些失败意味着从大革命失败以来，特别是党的六大以来，浙江党组织经过艰苦奋斗积蓄起来的力量，再次遭受巨大的损失。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全省各地基本停止了攻打中心城镇的武装暴动。在国民党重兵“清剿”下，红十三军各部采取分散游击或隐蔽斗争。党的工作开始转到正常轨道上来。1931年1月，中共江南省委撤销，浙江党的中心县委重归党中央直接领导。

　　但是，这时候在共产国际支持下，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开始占统治地位。王明继续强调“革命高潮”和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由于王明等人受共产国际米夫的支持，主张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左”，气焰更盛，又有更多的理论装饰，因此更能吓唬和蒙骗一些人，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这样，已在李立三“左”倾错误中蒙受惨重损失的浙江党组织和红军斗争，不仅未能得到恢复和发展，反而继续遭受损失和失败。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指导下，红十三军的斗争逐渐陷入困境，1932年5月，红十三军的斗争最后遭到失败，但其余部分散在各地，仍长期坚持斗争。

　　红十三军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其伟大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红十三军在浙南的崛起，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农村封建势力；在浙南广大农村宣传了党和红军的主张，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红军指战员为革命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永远激励共产党人不断奋进。

　　由于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和党内“左”倾错误的领导，浙江党组织遭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至1932年底，除温州、台州和永康等地尚有党组织活动外，其它地区的党组织已被破坏殆尽。1933年1月，中央决定在杭州建立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计划恢复浙江的党组织，但因不久主要领导人被捕叛变，该组织遭到破坏，以致恢复浙江党组织的工作未能实现。

　　然而，就在浙江内地的革命斗争遭到严重挫折的时候，在浙赣、闽浙和浙皖边界的革命斗争方兴未艾，并迅速向浙江境内发展。1931年3月，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苏区红十军挥戈东进，攻克浙西重镇开化县华埠镇。这是红十军开辟浙西苏区的先声。1932年4月，红十军再克华埠镇。7月和9月，红十军两次攻克闽浙赣边界的江山廿八都镇以及浙赣边界的常山球川镇。为适应边界形势的发展，11月，经中央批准，中共赣东北省委改建为中共闽浙赣省委。根据省委关于“建立开化新苏区、创造推进浙西苏区”的决议，翌年9月，红十军在军长王如痴的率领下，攻克开化县城。

　　随着边界红军斗争的开展，浙西的江山、常山、开化、遂安(今属淳安)等地建立了一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这些地区遂成为闽浙赣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粉碎国民党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浙西党组织还开辟了从开化华埠、常山球川和江山廿八都镇通向闽浙赣苏区腹地的多条地下“红色贸易通道”。这些地下红色贸易通道的建立，为苏区军民坚持反“围剿”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100万大军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9月，以50万大军“围剿”中央根据地。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为宣传和推动抗日，调动和牵制国民党军队，1934年7月，中央决定成立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简称先遣队)，内部保存军团编制，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共6000余人。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转战于闽、浙、赣、皖四省边界地区，取得了许多次重要战斗的胜利，进行了广泛的抗日和革命宣传。10月部队进入闽浙赣苏区，此时先遣队兵力已损失过半。根据中央指示，先遣队与红十军合编，成立红十军团(对外仍称抗日先遣队)，军团长刘畴西，政委乐少华，下辖2个师，共7000余人。

　　这时中央苏区已经丧失，主力红军已开始长征。出发前成立了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统一领导南方各游击区的斗争。为加强对红十军团的领导，成立了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作为先遣队的最高决策机构，随军行动。中央军区还命令红十军团全部出动北上，创建皖浙边新苏区。

　　先遣队离开赣东北苏区以后，因境内兵力空虚，原苏区很快陷落，这样，先遣队即失去依托；而继续北上离国民党统治中心京沪杭地区越来越近，势必招致敌人更疯狂的围攻。在这形势下，先遣队的失败已不可避免。1935年1月，先遣队鉴于不利形势，决定回师赣东北苏区，但遭国民党优势兵力的围攻，在江西怀玉山失败，仅少数部队突出重围。方志敏被俘后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等文稿，8月在南昌就义。

　　先遣队是在中国革命处于危难之际奉命孤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先后历时半年余，在浙江四进四出途经9县，曾攻克庆元，袭破常山，兵临昌化，威胁杭州。红军将士坚定的革命信念，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影响深远。

　　1935年2月，根据中央分局的电令，由抗日先遣队的先头部队和突围部队为基础共500余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简称挺进师)，师长粟裕，政委刘英。任务是：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3月，挺进师穿越重重封锁线，转战入浙。但在途中因遭国民党保安部队的袭击，电台被毁，从此，挺进师同中央分局和闽浙赣省委失去联系，处于独立斗争的状态。4月下旬，挺进师在庆元斋郎奋勇击退闽、浙保安部队的联合进攻，打开了进入浙西南的通道。由于受到陈凤生、陈丹山、卢子敬等为代表的浙西南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和支持，因此挺进师在松(阳)遂(昌)龙(泉)边界很快站住了脚跟。

　　中央分局交给挺进师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入浙开辟游击根据地。而挺进师是由红军正规兵团整编而成，集中活动和大兵团作战是其所长，现要改变原来熟悉的斗争方式，采取分兵发动群众和从事开辟游击根据地的斗争，开始指战员感到难以适应。特别是挺进师指战员来自湘、赣、闽、皖等省的异乡子弟，初到浙西南，人生地疏、语言不通，更增加了做群众工作的困难，所以指战员都有畏难情绪和信心不足。但是，挺进师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让干部战士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熟悉群众等措施，提高了干部战士打仗和兼做群众工作的本领，推动了开辟根据地的工作。经过4个月的艰苦努力，挺进师在松(阳)遂(昌)龙(泉)边界建立了30多个党支部，发展了300多名党员；并仿照中央苏区的做法，建立了一批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开展“四抗”斗争(抗租、抗捐、抗债、抗税)；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区，还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运动，这些都深受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此时挺进师已发展到1000多人，连同地方工作人员共2000余人，建立了5个纵队(原4个纵队)，创建了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方圆100余公里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的斗争，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震惊。曾多次调集部队进行“清剿”。1935年8月，国民党成立以卫立煌和罗卓英为正副指挥官的“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调集40个团约七八万兵力，对四省边区红军游击队进行大规模“清剿”。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是“清剿”的重点地区。

　　8月中下旬，红军挺进师政委会从报纸和其他渠道得知，国民党已调正规部队进攻浙西南游击根据地。9月初在上田紧急召开会议，部署反“清剿”斗争。会议决定，留下第二、第五纵队坚持游击根据地的斗争，其余3个纵队跳出敌包围圈，转到外线作战，积极吸引和牵制敌人，并相机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但是，国民党“清剿”军并未被调动，仅派出5个团的兵力追击突围的红军，而将大部分兵力仍紧紧围住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在敌我众寡极为悬殊的严峻形势下，留守的第二、第五纵队及地方游击队进行了极为英勇顽强的战斗。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最后丧失。

　　10月5日，粟裕、刘英率领挺进师第二、第四纵队共300余人，到达闽东寿宁郑家坑，与叶飞率领的闽东红军游击队会师。此时闽东红军也与上级失去联系。为统一边界党和红军的领导，增强反“清剿”的力量，双方召开联席会议商定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11月7日，闽浙边临时省委在泰顺白柯湾村正式成立，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少共省委书记。这以后，挺进师就以闽东红军已有相当工作基础的(福)鼎平(阳)地区为依托，逐渐向北发展。

　　这时，由刘达云率领的第一纵队到达浙东地区，游击于天台、新昌、仙居、永康、缙云之间。1936年2月与红十三军第三团余部会合，共同战斗，在永(康)缙(云)边界创建了小块游击根据地。

　　3月，中共浙南特委成立。为了掩护刘英重点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粟裕率部游击于闽浙边、浙东等地，期间，曾返回浙西南恢复了一些游击根据地。

　　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后，挺进师和闽东红军互相支持，共同战斗，发展了边界的革命形势。但由于省委领导人对一些重大问题产生了意见分歧，于是叶飞宣布退出闽浙边临时省委，这样双方矛盾和隔阂加深。受“左”倾教条主义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影响，这期间双方互相错抓、错杀了一些人。闽东方面退出以后，浙南方面仍然沿用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名义开展斗争。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军罗卓英部调离浙江，境内敌情趋缓，很有利于革命斗争的开展。8月以郑丹甫为主席的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成立，下辖6个县和16个区革命政权，领导农民群众开展“四抗”和分田分地斗争，调动了农民的斗争积极性。9月，挺进师与叶挺鹏领导的中共浙南委员会和红军游击队会合。这时叶挺鹏已在平阳北港一带开辟了纵横30里的一块秘密工作地区，他们主动要求接受闽浙边临时省委的领导。这样挺进师的力量从闽浙边的(福)鼎平(阳)和(福)鼎泰(顺)山区，迅速发展到平阳北港和飞云江中游南北两岸的平原地区。

　　这时，叶挺鹏领导的中共浙南委员会已与中共中央驻上海办事处接上了关系，挺进师也就通过这个联络渠道与党中央建立了联系，并陆续收到了党中央有关文件，这对指导挺进师的斗争具有重大意义。在此前后挺进师从报刊上了解到全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党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的主张”，于是开始在根据地内对一些重大政策进行调整：如将打土豪分浮财的“没收委员会”改为征收抗日捐的“征收委员会”；将“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对国民党乡镇保长由原来的镇压改为以争取为主，等等。这为挺进师以后实现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顺利转变作了思想准备。

　　从1936年春夏到11月约半年中，是挺进师入浙以来斗争环境最好、发展最顺利的一个时期。挺进师抓住国民党军主力调离浙江的有利时机，创建了以(福)鼎瑞(安)平(阳)泰(顺)为中心的纵横200余公里的浙南游击根据地，恢复和开辟了浙西南和浙东等小块游击根据地。党的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党员达到3000余人，地方工作干部500余人，部队发展到1500余人。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贫农团、工会、妇女会、青年团、少先队等群众组织，人数达10万之众。

　　这时，原闽浙赣根据地的斗争也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先遣队斗争失败以后，闽浙赣根据地遭到严重的摧残。在以关英为书记的闽浙赣省委的领导下，艰苦地进行了党组织和红军武装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在浙西，成立了中共浙西工作委员会，发展了淳(安)遂(安)歙(县)边界的游击战争。1935年8月，在国民党对四省边区红军进行大“清剿”中，闽浙赣根据地再次遭到严重破坏。这以后，省委的工作转向皖浙赣边区发展，至1936年春，初步形成了以安徽鄣公山为中心的皖浙赣游击根据地。4月，省委在鄣公山召开扩大会议，为统一、加强皖浙赣边界党的领导，决定闽浙赣省委改为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下辖赣东北、皖赣、浙皖、上浙皖、下浙皖等5个特委(分区委)。

　　鄣公山会议后皖浙赣边党和红军的斗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5月，皖浙赣独立团成立，共800余人，熊刚为团长，刘毓标为政委，邵长河为政治处主任。此后各特委和独立营也相继成立。6月，省委在国民党军罗卓英部离浙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进一步发展了边界的形势。在浙西境内，以开化为中心的开(化)婺(源)休(宁)游击区发展到衢县、遂安、寿昌等县边境；并建立了长100公里、宽50公里的千里岗游击区。游击区内建立了15个区委、200多个党支部，有党员1000余人。7月，皖浙赣独立团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攻克开化县城，推动了开化县的苏维埃运动。8月，开化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下辖4个区乡苏维埃政府，领导农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斗争。12月，皖浙赣独立团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攻克昌化县城。是年底，皖浙赣边红军武装已发展到3000余人。1936年4月至年底，由于省委采取了正确的发展方针，把握住斗争的有利时机，因而使包括浙西在内的皖浙赣游击根据地得到迅速扩大。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国共双方派代表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举行了一系列的谈判。但是，蒋介石采取“北抚南剿”的方针，虽在北方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进攻，但在南方却加紧部署新的大规模的武装“清剿”。同年12月成立了以刘建绪为主任的“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调集43个团约10余万兵力，对四省边界地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实施“清剿”，企图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将南方的各游击区的红军彻底“剿灭”。

　　国民党对浙南的“清剿”部署是由北向南、由西向东，采取拉网式的推进，将挺进师逼向东南海隅，最后聚而歼之。1937年1月国民党军对浙南发起进攻。当时挺进师在浙南仍有700余人，于是，由刘英率领省委机关和特务队坚持在浙南活动，粟裕率挺进师主力返回浙西南。3月，在紧张的反“清剿”斗争中，省委收到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的电文。据此，省委立即发出快邮代电，呼吁国民党当局捐弃前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速派代表举行和谈，得到了刘建绪的响应。但是，这次在平阳举行的和谈，由于国民党方面毫无诚意，企图收编浙南红军，致使和谈破裂。于是国民党军恢复了“清剿”，浙南游击根据地遭到很大损失。

　　就在国民党在南方疯狂“清剿”共产党和红军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卢沟桥事变后，国内抗日救亡浪潮进一步高涨，国共高层谈判加紧进行。在这形势下，闽浙边临时省委和刘建绪再次派出代表举行和谈，9月17日，最后达成和平协议。10月14日，粟裕在浙西南的遂昌，也与当地国民党政府达成停战协议。和谈的成功，标志着挺进师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结束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浙江的正式形成。挺进师在浙南的游击斗争，在战略上策应了主力红军的长征，在白色恐怖的浙江掀起了武装斗争的高潮，深刻影响着此后浙江的革命斗争，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点。

　　闽浙边临时省委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和谈，在当时南方14块游击根据地中是比较早的。和谈之所以成功，主要因为“西安事变”以后全国抗日救亡形势的高涨，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国共两党高层谈判的进行和两党关系的开始改善，直接影响和推动了地方上的和谈。闽浙边临时省委在和谈中，既有原则又有灵活，始终把保持党和红军武装的独立性作为和谈的底线，挫败了国民党利用和谈收编红军的企图，坚持了和谈的正确方向。

　　但是，皖浙赣游击根据地在刘建绪指挥的这次“清剿”中，却遭到了严重的失败。由于游击战争的艰苦环境，消息比较闭塞，皖浙赣省委领导人事先对敌人的“清剿”一无所知，只知“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捉，却不知事变后的局势变化，盲目乐观，总认为国民党近期不会对根据地采取大的军事行动。于是，1937年1月省委在鄣公山召开会议，决定：由关英率独立团一部前往浙南寻找刘英、粟裕，以便通过刘粟的电台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各特委和红军独立营可离开根据地，寻找战机打击国民党军；各县游击队储备3个月的粮食，等待党中央的行动指示。

　　会后，关英亲率独立团3个连共300余人向浙南进发。结果在遂安县境很快陷入国民党“清剿”军的重围，损失惨重。团政委刘毓标负伤被俘，仅团长熊刚率20人突围。关英等人被冲散后，辗转化婺德边界，因找不到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只好转移到江西玉山白石桥，开了一爿油坊隐蔽下来。

　　不仅如此，省委的错误决策对皖浙赣各游击区的斗争也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各地的党组织和武装不作主动退却，却主动进攻；不分散游击，却集中行动，有的还组织攻打县城，结果招致速败。皖浙赣游击根据地在国民党的这次“清剿”中受到了很大的摧残，其中浙西游击根据地全部丧失。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迅速扩大战争，将战火从华北烧到江南的京沪杭地区。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14日派飞机轰炸杭州；11月，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12月，钱塘江以北的杭嘉湖地区沦陷，12月24日浙江省垣杭州沦陷。日军在占领区肆意烧杀淫掠，暴行累累。杭州沦陷前夕，国民党省政府迁往永康方岩。为阻滞日军南侵，国民党军队于12月23日炸毁刚建成通车仅3个月的钱塘江大桥。这以后至1940年春，日军与中国军队在浙江境内形成了隔钱塘江对峙的局面。

　　根据闽浙边临时省委和刘建绪的和谈协议，10月中旬，分散在各地的红军游击队陆续汇集到平阳山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粟裕任队长，刘英任政委。共约300余人，但原挺进师成员剩下不过100人，而大部分战士来自浙南、浙西南和闽浙边的农家子弟。在等候上级行动指示期间，1938年1月至3月，闽浙边临时省委在平阳山门，开办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粟裕任校长，黄先河任副校长。学生主要来自温州、台州、丽水、绍兴以及上海等地的青年学生，共150余人。为地方和部队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

　　1938年2月底，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来到平阳，向刘、粟传达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东南分局关于闽浙边红军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七团队开赴皖南和成立浙江临时省委的决定。经过协商，粟裕率部队去皖南，刘英留浙江主持党的工作。3月18日，粟裕率已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七团队的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共400余人从山门出发赴皖南。在这前后皖浙赣游击根据地也汇集了300余名红军辗转到达皖南。

　　抗战初期，由于在十年内战遭受的损失，浙江党组织的力量相当弱小，全省仅有党员400余人。为适应抗日救亡形势的需要，浙江党组织把迅速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壮大党的力量作为当务之急。当时，参与浙江党组织重建的除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外，还有上级派到浙江的党组织和党员，主要有：1937年10月建立的以朱镜我为书记的中共浙东临时特委，11月建立的以徐洁身为书记的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和以其为基础建立的以顾玉良为书记的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员会等。由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全省各地的党组织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1938年5月，闽浙边临时省委和浙江省工委同时撤销，成立以刘英为书记的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临时省委加强了党的组织发展工作，要求各级党组织“大量地、十百倍地发展党员”，尤其要“大量吸收先进的知识分子进党”。省委认为“吸收知识分子进党，更能够推动统一战线的建立与扩大，更能够发展群众的救亡运动。”这期间全省党的组织和党员有了很大的发展。9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改为中共浙江省委员会，下辖浙南、处属(丽水)、台属(台州)、宁(波)绍(兴)、金(华)衢(州)5个特委、55个县(工)委，书记仍为刘英。省委机关开始设在温州，后迁到丽水。省委的成立标志抗战以来浙江党组织的重建工作已基本完成。

　　浙江党组织在抗战初期同国民党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建立了比较融洽的统战关系，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在浙江党组织的帮助和推动下，黄绍竑颁布了实际上以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基础制定的《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这是抗战时期浙江国共两党共同遵循的政治基础。为支援皖南新四军抗战，在温州、平阳和丽水等地设立了新四军办事机构。由共产党员建议并以浙江省政府名义号召在全省普遍建立的战时政治工作队，由于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成为动员、组织民众抗日的重要力量，是浙江“战时政治进步的表现之一”。抗战初期浙江抗日救亡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各种救亡团体、报刊和书店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1939年2月，在省委的协助下，在金华成立了“台湾义勇队”，队长李友邦。这是由散居在闽浙两省的台湾同胞组成的抗日救亡团体，成员曾发展到200余人。它以浙江为基地，活跃在东南各省，宣传和动员民众参加救亡，为祖国抗战作出了贡献。

　　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抗战初期，浙江党组织和皖南新四军军部曾不断派干部深入浙西杭嘉湖敌后，组织抗日武装。当时在浙西敌后受党领导或影响的抗日武装主要有3支：彭林、郎玉麟率领的吴兴抗日游击大队；李泉生率领的中国人民抗日义勇军(又称长超部队)和朱希率领的抗日游击队，总兵力达5000余人。他们坚持浙西敌后抗战，英勇杀敌，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只是，由于当时浙江党组织刚开始恢复(1939年2月成立中共浙西特委)，新四军刚建立，力量有限，也由于缺乏经验，未能选派更多的干部加强开辟浙西敌后的力量，以致错过了在浙西进一步发展的良机。

　　在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指引下，浙江党组织在抗战初期，在党的建设，抗日救亡运动和开辟敌后工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国共合作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为当时国共两党和全国各界爱国进步人士所瞩目。但是，在浙江抗日救亡中，国民党顽固派已开始兴风作浪，不断制造反共事端。

　　1938年6月，各地就接连发生多起袭击、杀害共产党员的事件。9月，国民党顽固派下令取缔永嘉5个抗日救亡团体。10月，袭击、查封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逮捕浙江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谢文清、省委常委兼青年部长赖大超、通讯处主任周饮冰等7人。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国内局势开始逆转。在浙江，国民党顽固派查封了许多进步书店，并在各地捕杀共产党员。浙江党组织从原来公开和半公开的活动方式完全转入地下活动；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被迫从政府机关和政工队等抗日救亡团体中撤离。

　　在全国团结抗日出现严重危机，各地局势逐渐逆转的形势下，1939年3月至4月，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视察东南抗日前哨。周恩来在浙江期间，会晤了黄绍竑，商谈了增进国共团结抗日的问题；在金华秘密召开了东南局和闽、浙、赣三省党的负责人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对浙江党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周恩来指出：浙江党的组织经过1938年的大发展，今后要加强巩固工作。虽然也要继续发展，但巩固必须重于发展，质量必须重于数量。对来历不明、政治面目不清的党员要进行审查，严防国民党特务和汉奸混入党组织。同时，要加强党员教育，要培养军事干部，派他们到沦陷区去工作。周恩来的指示，对局势逆转以后浙江党的工作、尤其是党的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精神，为迎接党的七大召开，1939年7月，中共浙江省委在浙南基本区平阳凤卧乡召开了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召开前，各县委、特委自下而上分别召开了党代大会，逐级总结工作，选举党代会代表。出席省一大的代表共26人，代表全省近2万名党员。会议通过了刘英代表省委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的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常委汪光焕、薛尚实、龙跃。选举浙江出席党的七大正式代表12人，候补代表3人。浙江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是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仅有一次省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总结了抗战以来浙江党的工作，部署了今后的任务，功绩是主要的。缺点是，对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加强浙西敌后抗日斗争，缺乏切实的部署；对浙江已逆转的严重形势，认识不足，缺少必要的应对措施。

　　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范围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当时刘英率浙江出席党的七大代表团正在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待命。10月下旬接中央电示，谓时局逆转，指定刘英留在浙江。刘英和3位特委书记(七大代表)返回浙江，其他代表在林一心的带领下继续赴延安。时局逆转以后，受党领导或影响的浙西敌后抗日武装，因遭顽军的不断袭击被迫从浙西地区撤退。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对浙南基本区发动军事“清剿”，并在各地逮捕和驱赶文化界抗日进步人士。由于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浙江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局面已荡然不存。

　　1941年初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白色恐怖笼罩全省。省委执行中央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将集体领导的党委制改为单线联系的党的特派员制，转入隐蔽精干斗争。4月省委机关从丽水迁回温州，一度迁到浙南基本区，但不久又迁回温州。

　　鉴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和国共分裂的严重危机，中央决定恢复闽浙赣基本区党的工作。为此，1941年夏，中央任命刘英为华中局委员、华中局特派员，负责指挥闽浙赣三地区党的工作。但是，由于叛徒出卖，1942年2月刘英在温州被捕，省委机关遭破坏。中央恢复闽浙赣基本区的斗争遭受挫折。省委被破坏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妄图一举摧毁中共浙江地方组织，加紧了对浙南基本区的“清剿”和各地组织的破坏活动。各地党组织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极其困难环境中，坚持独立斗争。这时在浙南基本区，发生了错杀省委常委汪光焕和夫人程为昭的事件。这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起重大冤案。

　　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其直接严重的后果是助长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入侵、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1940年1月，日军乘漫天大雪，偷渡钱塘江，袭占萧山县城。打破了抗战以来在浙江同中国军队隔江对峙的局面，萧山成为日军随时可窜扰浙东的据点。

　　1941年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狂的时期。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12月，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日本法西斯企图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实现“以战养战”的目的，决意加紧对华作战。因此令日军垂涎已久的富饶广袤的浙东便成为这次入侵的重要目标。1941年4月，日军侵占宁(波)绍(兴)地区；1942年夏侵占浙赣铁路沿线的金(华)萧(山)地区。当时驻防这些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有30余万，但由于蒋介石消极抗战，结果丢城失地，节节败退。这样，继浙西以后浙东也沦为敌后。浙东沦陷以前，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从永康迁至丽水山区云和县。这期间，日军还一度攻陷温州、台州、衢州、丽水等地。日军在大举入侵中除肆意烧杀淫掠外，还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残害中国军民。

　　日军侵入浙东以后，华中局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增辟浙东战略基地的决策，1941年5月，将开辟浙东的任务交由中共江南区委书记、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负责。同年夏秋，浦东两支抗日武装约900余人渡海至浙东三北(慈溪、余姚、镇海三县北部)，揭开了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序幕。这以后，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第一师、第六师陆续派干部和武装抵浙东，他们同浙东地方党和武装一起投入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为统一浙东地区党和抗日武装的领导，1942年7月，在慈溪宓家埭成立了中共浙东区委员会(简称浙东区党委)，书记谭启龙。1943年8月，浙东区党委迁到余姚梁弄。浙东抗日武装开始一直采取“灰色隐蔽”的番号开展斗争，随着浙东形势的发展和力量的壮大，1944年1月，根据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成立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何克希，政委谭启龙。浙东军民在坚持敌后抗日和反顽自卫的艰苦斗争中，创建了以四明山为中心的包括四明、三北、金萧、淞沪等地区的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之一。

　　1943年秋，日军再次侵入苏浙皖边地区。新四军第十六旅在旅长王必成、政委江渭清的率领下，挺进苏浙皖边区敌后，鏖战一年，光复国土500平方公里，主力部队发展到7700余人，开辟了以长兴仰峰岕为中心的郎(溪)广(德)长(兴)敌后抗日根据地。

　　进入1944年以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苏联军队和盟军已开始全面反攻；美军在太平洋发起越岛作战，已逼近日本本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普遍对日伪军展开局部反攻。日军为防止盟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派兵侵入温州、福州等中国沿海地区。9月，温州、乐清等地沦陷。因日军有久踞之势，在中共浙南特委领导下成立了永(嘉)乐(清)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共700余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因周围日伪和顽军势力较强，根据华中局指示精神，该部一直未采用新四军的番号。

　　鉴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敌后抗战的胜利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配合盟军登陆作战，发展东南，打通浙东与浙南以至与闽中联系的重大战略决策。为实施这个战略决策，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先后派粟裕、叶飞率新四军第一师主力渡江南下，挺进苏浙皖边与第十六旅会合。1945年1月，新四军苏浙军区在长兴仰峰岕成立。粟裕任司令员兼政委，叶飞任副司令员，刘先胜任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负责统一指挥浙西、苏南和浙东的部队。5月，成立中共浙西区委，书记金明，下辖2个地委1个工委。同时成立浙西行政公署，朱克靖任主任，下辖3个行政专员公署。

　　但是，苏浙军区所部在向东南发展中，遭到国民党第三战区顽军优势兵力的拦截和进攻。新四军被迫奋起自卫还击。2月至6月，在浙西天目山区，先后取得三次反顽自卫战的胜利，共歼灭顽军1.2万人。期间，第四纵队主力先后两次渡过富春江，与浙东游击纵队一部会合，准备大举跃进，挺进至浙南等地。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浙江敌后军民抗战的同时，以极大的努力进行根据地的各项事业的建设。加强党的建设是进行根据地建设的前提和保证。1942年2月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是党内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浙东、浙西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日伪军和顽军的不断“扫荡”和进攻，在战斗频繁、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利用战斗间隙，按上级要求开展整风运动，使党员干部提高了思想认识，进一步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根据地的建设最根本的是民主政治建设。在浙江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当局势相对稳定后，按照“三三制”的原则，即在政府工作人员中实行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原则，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府。浙东、浙西行政公署颁布了施政纲领，为建设廉洁、民主的抗日政府，《纲领》提出“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

　　在经济方面，大力号召发展农业生产，动员群众开荒种地，兴修水利，组织劳动互助合作。把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作为农村的基本政策，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又保障了业主的权益。具体规定是最高租额不得超过全年正产收获量的37.5%。为保障抗日经费，实行“合理负担”的原则，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税收和田粮征收制度。为有效抵制伪币的流通，平抑物价，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1945年1月和4月，浙西和浙东行政公署先后创办江南银行、浙东银行，在根据地内发行抗币。党政军机关干部还以实际行动参加大生产运动，这对减轻人民负担，密切干群关系，增强军民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除此，根据地还进行文化教育建设，发展先进文化事业。由于党在根据地内实行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新民主主义政策，使各项建设事业得到发展，奠定了坚持敌后长期抗战的坚实基础。党在人民群众中威信进一步提高。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日本法西斯面临着即将覆亡的命运。8月上旬，随着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和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大大加快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10日，延安总部发布战略大反攻第一号命令。在这形势下，浙江敌后军民在向日伪发出最后通牒的同时，对负隅顽抗的日伪军发动了最后一战，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先后共解放12座县城。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美国军舰上向同盟国签字投降。侵华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日军侵浙八年，给浙江人民带来巨大深重的灾难，造成浙江人口伤亡40余万人，财产损失30亿元（战前法币值），造成灾民500余万人。浙江是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的重灾区，染疫致死、致残者数十万人。日本侵略者对浙江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包括文物古迹）等方面造成的灾难性的破坏和掠夺，则难用数据来估量。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百年以来第一次取得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它不仅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振兴的转折点，而且对亚洲和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八年抗战中，党领导浙江人民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创建了浙东、浙西抗日根据地和浙南抗日游击区，长期坚持敌后抗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共对敌作战1995次，歼灭日伪军2.07万人，摧毁日伪据点1010个，解放人口700余万。在八年抗战中，浙江党组织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在浙江实现了两次大发展：抗战初期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党的组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抗战后期在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这两个大发展壮大了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国民党顽固派在浙江抗战中竭力限制、束缚、削弱和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没有得逞。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全国人民还在欢庆胜利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就积极准备发动新的大规模内战，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浙江和全国一样，内战的阴霾密布。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为防备国民党发动大规模内战，党中央制订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在重庆谈判中，毛泽东主动提出让出包括浙江在内的南方8个解放区，将部队撤至陇海路以北和和苏北解放区。9月20日，中共中央将江南新四军全部北撤的命令电告华中局，华中局当日转发了党中央的电令。9月30日，浙东游击纵队1万余人和党政机关及地方工作人员5000余人开始分批渡杭州湾北撤。北撤前，浙东区党委指示各地用粮食和现金兑换群众手中的抗币，以免根据地人民受到经济损失。并对留守和坚持浙东斗争作了部署，留下的主要干部有：四明地区特派员刘清扬、邢子陶(不久去苏北)，三东地区特派员王起，金萧地区特派员马青。但是，国民党顽军仍企图将浙东新四军消灭于北撤途中。10月4日，浙东纵队一部在海盐澉浦遭顽军优势兵力围攻，伤亡达223人。

　　新四军苏浙军区和苏浙皖边党政机关共约5万人于9月下旬开始分批北撤。北撤前对留守和坚持的干部和武装作了部署。10月15日，第四纵队一部和地方干部在江苏武进乘“中安”轮渡江，船遇险沉没，纵队政委韦一平等800余名指战员遇难。

　　根据华中局的指示，浙南特委、处属特委仍坚持浙南革命战略支点。

　　新四军北撤以后，国民党调集大批军队长驱直入，对浙江原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发动残酷“清剿”。坚持浙江斗争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靠群众和山区的有利地形，开展反“清剿”斗争。他们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保持了党的旗帜，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而奉命公开设立的新四军浙东、浙西两个留守处和一些公开集中活动的武装，因顽军的“清剿”很快遭到破坏和损失。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在打破国民党军“清剿”后，根据浙南特委的指示，取消番号，精简人员，组成若干支武工队，从事开辟新区的斗争。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这时国民党军队无论从数量和装备都占有明显的优势，并且有美国支持，于是扬言在三五个月内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内战爆发前后，浙江一些党组织曾派政治交通赴苏北、山东解放区，与华中分局恢复了联系。上级指示：内战已经爆发，和平业已绝望，为配合解放军主力作战，浙江党组织须从隐蔽精干斗争转为公开的武装斗争。

　　由于浙东和苏北交通联络不便，经党中央同意，浙东党组织就近归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后改为上海局)领导。1947年1月，上海分局在上海召开浙东工作会议，确定了浙东党组织开展以台属为中心，打通与浙南联系的游击战争战略方针。为统一浙东各地党的领导，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浙东工作委员会(简称浙东工委)，书记刘清扬，副书记马青。顾德欢作为上海分局的代表驻浙东帮助工作。2月，华中分局决定建立苏浙皖边区工委，书记钱敏，副书记孙章禄，下辖苏南、浙西和皖东南地区。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以天目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同样，由于交通联络不方便，经华东局同意，5月，浙南特委和处属特委就近归以曾镜冰为书记的中共闽浙赣区(省)委领导，龙跃任闽浙赣区(省)委常委兼浙南特委书记，并代表区(省)委指导处属特委的工作。上级确定浙南党组织游击战争的战略发展方向是：一向南向西即向福建发展；二向北即向浙东发展，打通与浙东的联系。

　　为实现从隐蔽精干斗争转为公开的武装斗争，浙江党组织在抓紧对党员干部思想发动的同时，积极开展革命武装的重建工作。由于新四军的北撤，当时浙江党组织除有几支小型武工队外，没有其它革命武装，因此重建武装的任务十分艰巨。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老游击队员取出了埋藏在深山冷庙、田头屋角的武器，各地积极联络失散的同志归队，动员地下党员和基本群众参军参战，开展里应外合的“缴枪”活动，夺取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经过艰苦斗争和付出牺牲，浙江党领导的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至1947年底全省革命武装已有1300人。括苍地区因原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留下的基础，重建武装进展较快，至11月已发展到340余人。

　　为适应游击战争的开展，各地党组织从原来特派员制陆续转为党委制。浙东地区这时已恢复了中共四明、台属、三东(镇海、奉化、鄞县三县以东)、路西(浙赣铁路以西)等4个地区工委组织。

　　国民党发动内战，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为了稳定后方，在政治上加强独裁专制统治；为了支持内战经费，在经济上加紧压榨人民。1946年浙江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作物歉收，加上政府的横征暴敛，富庶的浙江也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物价飞涨，群众怨声载道。温州、杭州、嘉兴、绍兴、湖州等城市及一些县城，多次爆发大规模的“抢米”风潮。在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投入为生存而斗争，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迅速在全省城镇展开。年初，杭州学生举行反内战、争民主，声援昆明学生的示威游行。1947年初，杭州、金华、温州等地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国兵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要求美军撤出中国。5月20日，杭州、金华、南京、上海等地区16所专科以上学校5000余名爱国学生，冲破宪警阻拦，在南京举行“抢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学生们高呼“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向国民参政会请愿。10月，杭州学生掀起了声势巨大的反迫害斗争浪潮，抗议国民党非法逮捕浙江大学学生于子三，并迫害致死。这一斗争迅速扩展到北京、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形成了全国性的爱国民主运动，影响及于海外。

　　浙江党领导的城市爱国民主运动是整个国统区反蒋第二条战线的组成部分。它与浙江广大农村开展的抗丁、抗粮、抗税和减租减息斗争以及日渐发展的游击战争一起，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正面战场的作战。

　　进入1948年，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不断取得胜利，浙江各游击区的斗争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但是，斗争并非一帆风顺。由于1947年10月浙东工委书记刘清扬被捕，上海局切断了与浙东的联系，致使浙东党组织一度与上级失去联系。恢复联系后，1948年1月，经中共中央上海局批准，中共浙东工作委员会改为中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浙东临工委)，书记顾德欢，副书记马青。浙东临工委成立后，继续执行开展以台属为中心的游击战争的方针；同时决定依靠路西地区，向西发展打通与皖南的联系。为加强浙东的武装力量，上海局指示浦东两支革命武装共300余人南渡至浙东，进入四明山。5月，中央为保护上海局的安全，决定浙东临工委改属华中工委领导。

　　这时期，浙江各游击区的武装主动出击，捷报频传，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至1948年4月，仅浙南地区武装人员和机关干部等已发展到1300余人。至7月底，浙东武装已发展到1400余人，轻机枪37挺，重机枪2挺。处属地区至9月武装人员已达1100余人。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和“白皮红心”政权的发展，国民党在农村的统治基础不断被削弱和摧毁，游击区逐渐连成一片。至1948年9月，在浙南241个乡镇共24万人口中，为共产党和游击队所掌握的有129个乡镇和12.6万人口。

　　党领导的浙江地方游击武装的发展壮大，严重危及国民党在浙江的统治，特别是浦东武装上了四明山，因与蒋介石老家奉化溪口近在咫尺，震动了国民党最高当局；加上国民党在内战中连遭败绩，于是重视巩固在江南后方的统治。在浙江，6月，任命陈仪为省政府主席，调整了原行政区，重新任命专员，更换全省77个县中的57个县的县长，以加强其统治。除此，建立以汤恩伯为主任的“衢州绥靖公署”，对闽、浙、皖、赣四省实施武装“清剿”。这次“清剿”在地方游击队的内线作战和外线出击的打击下，顾此失彼，损兵折将，仍不断遭到失败。

　　但是，在“清剿”初期，舟山地区的党组织和革命武装曾遭受重大的损失，影响了浙东临工委开辟台属计划的实施。尽管这样，浙东其它地区的斗争仍得到了发展。路西(金萧)地区的武装经多次外线出击，于次年1月西征至安徽绩溪，与皖浙总队胜利会师，打通了与皖南的联系。

　　在浙南地区，由于游击战争的开展，农村游击根据地迅速扩大。向南，发展到福建霞(浦)福(安)边界；向西，发展到处属的云(和)龙(泉)庆(元)三县边界；向北，发展到台属的仙(居)临(海)黄(岩)三县西部地区。随着革命武装力量的壮大，1948年11月，经中共闽浙赣区(省)委批准，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龙跃任司令员兼政委。同时，浙南特委改建为浙南地委，书记仍为龙跃。

　　与此同时，其它地区的游击战争也不断发展。苏浙皖边区工委领导的革命武装已挺进到浙西天目山西部地区，创建了纵横200余里的游击区。活动于金(华)衢(州)丽(水)地区的闽浙边城工部，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坚持开展斗争，在10余个县发展了党组织，先后建立了3支共450余人的革命武装。

　　为适应新的形势和斗争任务，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从1948年开始，浙江各游击区党组织利用战斗间隙开展了整党运动。整党的方法就是仿效解放区的“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在整党中对有问题的党员予以党纪处分，所有党员按党龄登记造册，对于混进党内的坏分子和不合格党员坚决清除出党。浙南的永(嘉)乐(清)黄(岩)边区到7月，解散了4个不合要求的党支部，清除混进党内的地主、富农分子及挂名党员192名。玉环区在整党中清除不合格党员44名。至1949年3月，浙南地区共有575个党支部得到整顿和充实。通过整党运动，使党的组织更加纯洁，提高了党组织的战斗力。这时期，浙南地区由于开辟新区斗争的迅猛发展，党的组织和党员数量仍急剧增加，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浙南共发展新党员9010名。浙西南地区党组织通过整党，得到了巩固和发展，至1949年3月党员增至1.2万余名。

　　浙东游击区基本是内战爆发后恢复发展起来的，根据华中工委的指示，虽然没有象浙南那样开展全面的整党运动，但是，浙东临工委要求无论在老区还是新区发展党员，都必须注意质量并重，反对无原则的“拉夫主义”；必须注意发展对象的阶级成份、社会关系和个人作风；并要履行一定的入党手续。1948年浙东地区党组织获得很大发展，原金萧地区以浙赣铁路为界，析为路东(会稽)、路西(金萧)、路南3个地区，分建党的组织，这样浙东临工委从原辖有4个地区党组织增至6个。各地党组织的巩固和发展为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提供了保证。

　　1948年12月，由于国民党在辽沈战役中惨败和大部兵力陷于平津和淮海战役中，浙江的国民党正规军逐渐北移，增援长江防线。汤恩伯就任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司令。于是，国民党这次大规模的军事“清剿”不得不草草收场。

　　与1946年和1947年相比较，1948年浙江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出现了明显的重大的变化，即由地下党发动的大规模的城市学生、工人游行示威活动已基本停止。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已撕下民主的伪装，对学生运动采取高压手段，加紧对地下党组织的破坏和镇压。根据党中央和上海局的指示精神，浙江地方党组织在城市工作中，执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转入隐蔽斗争。已暴露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陆续撤退到解放区和浙东、浙南、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金华解放前，英士大学地下党输送了250余名进步青年参加浙东游击部队。临海解放前，琳山学校有近200名青年学生参加革命。这期间，上海、南京、厦门等城市近千名青年学生投奔浙南游击根据地。这些青年学生怀抱着革命理想到游击根据地，在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中，在革命的大熔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他们中有的在为创建新中国的斗争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

　　1949年1月，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国民党赖以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已被摧毁。蒋介石被迫下野，“引退”到老家奉化溪口，继续在幕后指挥内战。为此，调集大批军队到浙东为其“保驾”，浙东的形势骤然紧张。但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是不可阻挡的。就在这时，浙东游击武装在台属地区的新昌回山村会师；浙东临工委在回山召开了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浙东胜利前夜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决定；并宣布成立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司令员马青，政委顾德欢，下辖6个支队。

　　由于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根据上级党的指示，浙江各地党组织学习有关文件和政策，开始进行接管城市的准备工作。同时，转变斗争策略，不把长期巩固和发展农村游击根据地作为工作的重点，而把尽量争取时间歼灭国民党军队，配合、迎接解放大军渡江南下作为首要任务。于是，浙江地方武装更加积极、主动、猛烈地向国民党军据守的县城、集镇发动进攻。1949年2月10日，浙东游击纵队首先攻克台属地区的天台县城，歼敌407人，缴获轻机枪7挺，第二天部队撤离县城。2月17日又乘胜解放三门县城，歼敌100余名，缴获轻机枪7挺。于是，三门成为解放战争时期浙江第一个解放的县城。与此同时，浙南游击纵队在瓯江南北发动了强大的军事攻势。在瓯江以南，2月22日取得泰顺攻城打援的重大胜利，战斗历时6天，共歼敌364人，缴获六○炮2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22挺。这是浙南革命斗争的一次空前大捷。在瓯江以北，4月7日浙南部队渡海解放玉环县，共歼敌400余人，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7挺，冲锋枪4支。玉环成为浙南最早解放的一座县城。浙西南、浙西等人民武装也主动出击，解放了一批集镇。

　　这一系列重大战斗的胜利是在解放大军尚未渡江而又即将渡江的形势下取得的。这时解放大军在长江以北千里长的战线上陈兵百万，对国民党军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压力，使其无法在其统治区组织起新的大规模的军事“清剿”，这对浙江地方武装的斗争极为有利。浙江革命武装长期坚持农村游击根据地斗争，这时已完成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准备，处于全面的战略进攻态势；而国民党只能依靠其地方武装龟缩在孤立的城市、县城和据点中，不敢轻举妄动，处于全面的战略防御态势。这种现象是过去斗争不曾有的，它标志着浙江人民革命已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浙江党组织和人民武装在军事上加强进攻的同时，加紧政治争取工作，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的总人数达到1.98万人(包括上级党组织策动的)。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1949年2月，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响应起义(因汤恩伯告密，陈仪被捕，起义未遂)；3月2日，国民党分水县县长项作梁率部起义；3月13日，国民党松阳县县长祝更生率部起义；4月7日，被称为“太子军”的国民党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3000余人在贾亦斌率领下在嘉兴起义；4月23日，驻守在四明地区的蒋介石的警卫部队800余人在支队长的率领下起义。5月4日，国民党第一一○师师长廖运升率8000余人在义乌黄宅(今属浦江)起义；5月7日，国民党温州专员、第二○○师师长叶芳率所部1400余人起义，等等。这些起义或投诚加速了国民党在浙江统治的崩溃。

　　由于临近解放，坚持在浙江各城市斗争的地下党组织为防止国民党撤逃过程中的拆迁、破坏，组织群众开展护厂、护校、护桥，保卫城市的斗争。3月，中共中央上海局，为加强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同时为接管城市作准备，决定成立中共杭州市委，林枫任书记。杭州市委成立以后，即发出“反破坏、反迁移、保卫城市建设，迎接大军解放”的指示，对全市20多所学校和30多个重点工厂、电台、报社以及钱塘江大桥等落实了保护措施。使这座历史名城在解放时完整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

　　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和谈破裂。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下达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在解放大军渡江以前，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在安徽蚌埠成立中共浙江省筹(准)备委员会。同时，从山东调配8000名干部随军南下，做好接管浙江的准备工作。

　　大军胜利渡江，摧枯拉朽，4月23日解放南京，宣告国民党统治的覆亡。4月24日至29日，第三野战军所部在皖浙边地区围歼国民党逃敌6万余人，为顺利进军浙江创造了有利条件。5月3日，在司令员王建安和政委谭震林的率领下，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解放浙江省会杭州。第二野战军所部从皖浙赣边界分路挺进浙江，解放了浙西、浙西南地区24个县。

　　在解放大军渡江前后，浙江地方主力武装已达到1万余人，他们配合大军，全面出击，阻击逃敌，攻打县城，共解放24座县城。

　　5月6日，中共浙江省委成立，书记谭震林，副书记谭启龙。省委确定，以实行军事管制，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迅速分配干部，接管城市，肃清敌特，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作为解放初期的中心任务。

　　这期间，即5月10日和6月18日，省委在杭州两次召开会师大会，庆祝解放大军、南下干部和坚持浙江斗争的同志胜利会师，号召全省人民团结一致，努力建设人民的新浙江。省委先后颁发了一系列文件，高度评价浙江地方党组织的工作，认为它们在坚持敌后斗争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光荣任务，为浙江解放作出重要贡献。

　　从5月16日开始，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分别向浙南、浙东进军。7月9日宁(海)象(山)战役胜利结束。10月30日磐安解放，宣告浙江大陆的解放。8月18日，在各地、市、县人民政权基本建立的基础上，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谭震林任主席。

　　浙江大陆解放后，国民党残兵纷纷逃向沿海岛屿，企图固守并伺机反攻大陆。但是，在全国解放战争完全胜利的形势下，1950年5月，盘踞在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军被迫撤逃台湾。5月17日，舟山群岛解放(嵊泗列岛于7月8日解放)。但是，这时全省尚有20多个沿海岛屿为国民党军残部占据。1955年1月18日，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一举解放一江山岛。2月26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麂山岛，至此，浙江全境解放。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从此，浙江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浙江人民革命经过了“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的曲折艰辛的发展历程。革命胜利来之不易。

　　党领导的浙江革命斗争是伴随着党的创建就开始了的。不仅如此，浙江籍先进分子还参加了党的创建，嘉兴南湖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之一，这是浙江党史上最绚丽夺目的篇章。大革命失败以后，由于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和党内“左”倾错误的领导，斗争不断遭到挫折和失败，这是浙江革命牺牲最大和最困难的时期。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有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浙江革命出现了新的局面和新的气象，这是浙江革命胜利发展的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革命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浙江党组织根据党的指示，创造性地开展了各项工作。在28年中尽管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牺牲很大，甚至革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是浙江党的组织和活动从未停止过，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此起彼伏，绵延不绝，从未中断过。至1949年浙江大陆解放，全省党员从1922年初创时期的3人发展到4.7万人，党的组织已遍及城乡各地。

　　浙江地近京沪，地理位置重要。浙江是蒋介石和国民党许多军政要员的老家。1927年蒋介石统治集团上台以后，浙江成为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正因为如此，浙江是中共进行革命战略发展的重要地区。大革命失败以后，党中央对发展浙江的革命斗争一直非常关注和重视，作过许多重要指示。在各个革命时期，除了浙江地方党组织和武装长期坚持斗争外，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先后6次派遣大批武装和干部入浙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每次斗争都极大地推动了浙江革命形势的高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浙江开展革命斗争，环境尤为险恶和艰苦，党和人民为此作出了重大的牺牲。浙江解放前在册革命烈士达7000余人，无名烈士难以胜计。有6位省委书记(代理书记)，王家谟、张秋人、罗学瓒、徐英、卓兰芳、刘英在坚持浙江革命斗争中献出了生命。

　　浙江革命胜利是人民群众真心实意拥护和支持的结果。在漫长艰苦的斗争岁月里，党在坚持农村斗争中，与人民群众相濡以沫，甘苦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共产党为群众谋利益，人民武装为人民打天下，老百姓都懂得这个道理。因此，无论敌人采取什么手段，都无法割断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无论敌人如何进行残酷“清剿”，都无法扑灭革命的火种。因此他们便残暴地将成片的村庄烧成废墟，使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他们集体枪杀掩护和支持过党和游击队活动的基本群众，甚至连老人和儿童都不放过，有的竟全家惨遭杀害。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绝望的敌人对抓到的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员肆意虐杀，惨无人道，有的浇上煤油活活烧死，有的集体予以活埋，有的剖腹剜心，割耳割舌，剐肉致死。但是，在敌人的淫威面前，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并没有被吓倒，没有屈服，他们同仇敌忾，前仆后继，仍不断地奋斗着。解放后，在浙江革命老区，被追认的革命烈士中，出现“一门三烈士”、“一门四烈士”，甚至“一门六烈士”的情况，正反映了当年这些地区斗争的至为残酷，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宁死不屈的精神。

　　在革命战争年代，广大人民群众把自己的希望和未来的理想都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为此他们甘愿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有这样的英雄的人民支持，是浙江革命能长期坚持并赢得胜利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