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口战斗

　　1934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约6000人，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随军党代表曾洪易、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的率领下，从江西瑞金出发，北上抗日。8月26日至9月2日，先遣队穿越福建省进入浙江省庆元县境内，先后在举水、周墩、庆元县城、曹岭、小梅宿营。红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和破坏。红军途径庆元县境时，国民党军先后在岙里、举水、小漈头、竹口等地拦截红军，发生多次战斗。其中以竹口战斗最为突出。

　　那是8月30日早上，先遣队离开庆元县城向竹口方向挺进。在此之前，国民党庆元县县长张致远已于28日弃城逃往竹口，并向省政府求援。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立即派浙江保安第二支队司令杜志诚率浙江保安第三团、丽水保安警察大队和庆元县保卫团前往增援。当听到张县长说“红军只有1000余人，枪半数”的消息时，他们为抢头功，竟连烧好的中饭也不吃，急匆匆赶到竹口后坑桥一带堵截。

　　战斗在当天下午3时开始。敌人以轻重机枪、迫击炮开路，向先遣队驻守的瓦窑山阵地连续发起10多次猛烈冲锋，均被英勇顽强的红军一次次击退，战斗异常激烈。等到天黑，善于夜间作战的红军及时调整战略，派出一支突击小分队经洋源迂回到敌人背后，分左右翼包抄敌人，突然发起进攻。敌人猝不及防，阵脚大乱，指挥所被摧毁。至次日凌晨，敌人败退。

　　这次战斗，红军牺牲25人，歼敌300余人，缴获迫击炮2门、轻重机枪10多挺、长短枪400余支，庆元县保卫团副团长丁南被当场击毙。浙江保安第二支队司令杜志诚弃兵潜逃，浙保三团团长何世澄逃至龙泉县天妃宫时，只剩一名警卫员伴随，两人走投无路，畏罪自杀。9月1日，竹口战斗结束后，先遣队听说庆元县长张致远还躲在竹口，立即派一小分队至竹口后坑桥一农户家，将其抓获，后押往福建崇安。竹口战斗，是红军先遣队自瑞金出发以来最成功的一个战例。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于1934年9月4日报道了这次战斗，竹口战斗被载入史册。

　　白柘洋村

　　白柘洋村，地处庆元东隅80公里的官塘乡，与景宁和福建寿宁两县毗邻，是一个有近百户农家的小山村。三县边境山水相连，语言相通，风俗相近，自古有攀亲结友的渊源。闽东党组织在寿宁建立苏维埃政府，组织农民暴动，攻打反动民团，打土豪，开仓济粮的事，白柘洋一带的群众早有所闻。

　　1933年秋，张立贵以探亲为名，到官塘一带秘密活动。其母舅官塘村的吴先模听了他的宣讲，当即对革命表示赞同和支持。接着，张立贵到白柘洋村岳父吴先熙家，向群众宣讲革命道理，动员群众勇敢地参加革命。长期遭受封建地主剥削和压迫，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过着极端贫困生活的白柘洋村群众，经张立贵的宣传启发，认识到只有组织起来走革命的道路，才有穷人的出路。张立贵交代积极分子胡正理、吴先振等人，今后向其他群众多做些宣传发动工作，但要注意行动保密。

　　张立贵回到寿宁，将庆元的情况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同年11月，张立贵带领寿宁党员陈庆重再次到白柘洋村，与胡正理、吴先振等商量成立村苏维埃政权相关事宜。他们召集全村各户开会，宣传革命道理，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动员全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开展游击战争。由于胡正理、吴先振按照张立贵的吩咐，对各户主事先做了宣传工作，当地群众已有相当思想基础，因此，表决顺利，各户主都表示支持赞同革命。会上，当众推选胡正理、吴先振、吴先锦、吴志瑞、吴先春、吴先蕃、吴先端等7人组成村苏维埃政府(对外称“七部委”)，胡正理任主席(对外称村长)。

　　1934年12月，在白柘洋村建立了庆元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白柘洋村支部，胡正理任书记，隶属中共福(安)寿(宁)县委。同时，成立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配合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白柘洋村党支部和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在庆元东部革命点燃了星星之火。尤其在国民党的两次“清剿”斗争期间，为掩护范式人部、叶潘部发挥了重要作用。

　　崔上村

　　1946年11月，以陈贵芳为书记、张翼为副书记的中共闽浙边地委，欲开辟福建的松溪、政和、寿宁、建瓯、水吉、浦城及浙江的庆元、龙泉等县的工作，与浙西南的中共组织取得联系，使工作区域连成一片。

　　1947年1月，陈贵芳一行18人从福建省古田县动身，北上闽浙边地区。行至浙江省遂昌县境时，遭国民党军前堵后追，退到庆元县北部的崔上村。崔上是个只有30来户农家的小山村，地处浙闽两省四县交界的高山之上，交通不便，位置险要。

　　地委即在崔上村召开会议，决定分三路行动，到浙西南寻找中共处属特委。其中，张翼带领程宗波、张国荣等一部，以崔上为中心，在松(溪)浦(城)龙(泉)庆(元)边区开展工作。

　　依靠崔上村周志芳、周维赵等人，张翼等率部深入群众，恢复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建立的关系户、交通联络站，建立了40多个游击活动联系点。同时，争取到国民党三济乡长刘倬、黄真乡长周广、松溪吴村乡长蔡世英和一批保、甲长，为游击队提供情报。

　　7月6日，陈贵芳率领游击队及崔上、仙庄等地农民共100多人，攻打松溪县渭田区公所，全歼国民党军1个排又1个班。之后，又连续攻打了松溪、建瓯、政和、寿宁的乡公所。

　　由此，闽浙两省国民党当局组织相邻6个县成立“闽浙剿匪指挥部”，联合“清剿”闽浙边游击根据地。12月11日，国民党浙江省保安第二纵队和福建省保安总队第一大队联合“清剿”崔上村。中共闽浙边地委机关干部、游击队员和群众转移上山，周维赵、周维奶未及时撤退而被捕。敌人审讯无果，杀害了周维赵、周维奶，还残忍地破腹挖心。接着，敌人掠走了全村的粮食，并放火烧房子，将整个崔上村烧为一片灰烬。崔上，这一闽浙边地委机关驻地、游击根据地中心，遭到了严重摧残。

　　1948年6月，叶风顺、程宗波等率部返回崔上一带，镇压叛徒和国民党特务，并在崔上、上大岗等村建立党小组，逐步恢复了以崔上为中心的老游击根据地。

　　濛淤桥头遭遇战

　　濛淤村是庆元县城进入东部的第一村，古朴的步道，巍峨的廊桥，静谧的村庄，处处弥漫安静祥和的气息。

　　1934年8月26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6000余人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及随军中央党代表曾洪易等率领下，由福建寿宁县进入浙江庆元。

　　两日的长途跋涉后，28日凌晨，在小漈头与保安队、大刀会发生战斗。红军清理战场后，经杨家庄、官局到温岙背，突破大刀会的拦阻，继续前行。红军炊事班到达五大堡乡濛淤村时，已是午后时分。此时，另一路拦阻红军的丽水保安分处军士分队与庆元县保安一中队，闻报红军已冲破保安队的布防，正向庆元县城前进，便立即从石记岱抄小路尾追过来，欲抄近路赶超红军，刚刚到达濛淤桥头，与红军炊事班相遇。

　　“不好，前方有国民党军！”红军从对话中，得知是对手。还好，因服装等相似，敌人误认为红军是国民党张克部队，放松了警惕，并告诉炊事班前方有红军大部队，让炊事班慢一点，由他们先行追击。

　　红军炊事班明白眼前的敌军是冲着红军主力部队来的，不能让主力部队吃亏，必须趁现在保安队放松警惕时先发制人。“砰砰砰”枪声响起。炊事班以暗语联系，对不明情况的敌军发起突然袭击。擒贼先擒王，击毙保安队一名军官，保安中队、军士分队大乱，弃枪而逃。狭路相逢勇者胜。濛淤桥头遭遇战，红军炊事班击溃保安中队、军士分队，抓获多名俘虏，缴获枪弹若干。红军牺牲2人，多人受伤。

　　血洒合湖桥

　　庆元县三堆村地处庆元、景宁两县边界，1935年四五月间，红军进师第四纵队在这个村设立了交通站。站长为吴思澄，交通员为吴思健、吴思怀、吴文资、吴文生等。他们积极为红军筹办给养，带路送信。

　　这一年秋天，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浙闽边区的红军，四纵队遭敌人重重包围，与师部失去了联系。纵队领导决定，向闽北根据地转移。10月13日下午，四纵队从景宁县境内到达三堆交通站，纵队领导向吴思澄等人讲了目前所处的困境，要求他们带路，并照看好留下的伤员，要提高警惕，坚决坚持斗争。吴思澄等人立即叫家人炒了几斗黄豆，装了几茶筒米酒给红军，然后由他和吴思健、吴文资三人做向导，带四纵队穿过万里林，指点红军通向闽北的路线，与红军告别后回村。

　　红军刚走，敌人随后就追到村里。敌人知道是该村的交通员带红军走了，就在村口、村外路旁埋伏，伺机捕捉交通员。吴思澄等三人回村时，已是夜晚，他们在月光下走到村口附近被敌人拦住，急忙把红军领导人留给的“片子”(名片)丢到田里。当时稻子将要收割，“片子”搁在稻叶上，敌人用电筒一照，就被找到了。吴思健走在后面见势不妙，立即逃跑脱险。吴思澄、吴文资当即被抓押回村。敌人将他俩绑在厅堂里的两条长凳上，在每人身上压了一段三四十厘米粗的木头，两端各坐上一个敌兵，两人惨叫一声，当场昏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敌人把吴思澄、吴文资两人押到合湖镇公所，分别绑在合湖桥头两棵柳杉树上，要他们说出红军到哪里去了，村里和附近一带谁是红军交通员。他俩守口如瓶，什么也不说。吴文资，20来岁，文质彬彬的私塾先生，敌人认为可以从他身上打开缺口，于是先对年已55岁的吴思澄施以酷刑，想让吴文资因害怕而招供。吴思澄看穿了敌人的险恶用心，一面对敌人说：“不知道！”“最多命一条！”一面用目光暗示吴文资：宁可牺牲自己性命也要保守秘密。敌人将吴思澄的上衣剥去，用刺刀在他面前晃荡，问：“说不说？”见吴思澄不说就竖刺一刀，再不说就横划一刀。就这样，从早上折磨到傍晚，吴思澄被刺划了17刀直至被折磨致死。吴文资尽管年轻，但在敌人酷刑面前，毫不畏惧，坚守秘密，最后也被敌人杀害了。

　　脱险后的吴思健，按照红军领导人的嘱托，将红军伤员转移到安全地点，用草药精心治疗，直到伤愈归队。后来，他逃到福建菇山隐居10多年，直到解放后才回乡。

（来源：中国庆元网 作者：内容来自庆元县史志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