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红色血脉，强调“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地处浙西南的丽水是全省唯一的所有县（市、区）都是革命老根据地的地级市，红色资源丰富密集，红色传统底蕴深厚，红色基因生生不息。追根溯源，在于这块热土上的中国共产党人书写了23年红旗不倒的壮丽史诗，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红军主力长征后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

　　1934年7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利，中央红军准备战略转移。为牵制和调动国民党军队，掩护红军主力突围，党中央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1935年1月，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区陷入敌人重围，经浴血奋战，仅少数突围。此时，中央红军已转移至贵州，彪炳史册的遵义会议正在召开。先遣队以自身的牺牲策应保证了中央的安全。

　　1935年1月，根据中央命令，先遣队余部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任务是：“经过闽北到浙江，长期行动，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扩大党与苏维埃的政治影响，发动群众斗争，直到分配土地，创立苏维埃新的根据地，以及建立党的组织，配合友军行动，调动和牵制大批的敌人。”此时，先遣队总共只剩下538人。尽管困难重重，但粟裕、刘英还是按照中央命令迅速完成组建工作，毅然直驱浙江，并选定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作为根据地。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是因为：第一，浙西南处于闽浙赣三省交界，与闽东、闽北和赣东北几块根据地互为犄角，可以互为支援。同时三省敌人之间的矛盾，又可为红军所利用，便于各个击破。第二，与其他老根据地一样，浙西南大部分是山区，仙霞岭一带的交通尤为曲折，便于挺进师隐蔽和游击。第三，浙西南受过大革命的洗礼，群众基础较好。国民党也意识到，红军一旦进入浙西南广大山区扎根下来，将成为他们的心腹之患。为此，他们先期在仙霞岭各关隘要道驻扎了众多保安团，严防死守。粟裕率领挺进师在闽浙边境不断调动，最终抓住战机，在斋郎毙伤敌300余人，俘获2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余支，子弹万余发。

　　斋郎战斗后，挺进师乘胜进击，打土豪、分田地。单是松阳一县，就打击地主土豪159家，处决恶霸劣绅54人。广大群众眼看平时作威作福的反动分子被处决，情绪大为振奋，纷纷要求加入红军。粟裕回忆说，我军所到之处，都有大批群众跟着、簇拥着，复仇的呐喊声，胜利的欢呼声，山鸣谷应，日夜不绝。反动区、乡政权瓦解了，接着就建起农民、青年、妇女、赤卫队等各种革命群众组织。1935年9月，挺进师发展到近千人，地方武装也发展到千余人。就这样，在党的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挺进师最终建立起浙西南根据地。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意义十分重大。它是红军主力长征之后、南方革命根据地纷纷收缩乃至丧失、中国革命总体上处于艰难逆境之时而诞生的第一块崭新的根据地。它的建立，彰显了共产党人不畏艰难险阻、勇于开拓新局面的奋斗精神，保存了党领导下的南方一块重要战略区域，有力推动了新的革命高潮到来。

　　楔入敌人腹地的红色堡垒

　　与其他根据地大都处于一省或几省交界处一样，浙西南根据地处于浙江省西南部山区。不同之处在于，其他根据地大都远离国民党统治核心区域，而浙西南根据地则紧贴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众所周知，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也是国民党着力打造的所谓模范省。浙西南根据地的建立，直接威慑到国民党的核心区域和利益，国民党对此非常忌惮，不断发动“清剿”行动。粟裕、刘英等则采取有针对性的办法，粉碎敌人的图谋。概括来说，办法主要是：第一，打土豪、分田地，给群众以实实在在的好处，以此扩大红军影响，揭穿国民党的政治谣言，让群众自觉地同情、拥护革命。第二，群众热情高涨之后，立即建立各种政治组织，如工会、农会、互济会、抗税斗争委员会等，第一时间把群众对革命的好感引向政治参与。第三，在根据地周围，尤其是交通要道、市镇码头，建立普遍而又顺畅的交通网与谍报网络，防止敌人突袭。第四，敌人进攻时，毫不犹豫地转到其侧后方，或到其最痛痒的地方，绝不能困守一地。第五，化整为零，派遣游击小组，不断向外游击。第六，加强政治工作，保证思想行动绝对一致，坚决清除不良习气。

　　创业艰难百战多。挺进师智勇双全，以一当十，粉碎了国民党的数次“清剿”，浙西南根据地一步步巩固壮大起来，成为楔入敌人腹地的红色堡垒。这一红色堡垒，打击、吸引、牵制了敌人相当数量的兵力。仅在两次反“清剿”战争中，就先后吸引国民党罗卓英、刘建绪部各三四十个团的兵力，历时8个月之久。这很好地策应了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为长征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一红色堡垒，搞得国民党长期如坐针毡，如鲠在喉，被动不堪，但却让浙江广大群众受到革命的熏陶和影响，了解认同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的人越来越多，为后来浙西南和浙江的解放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这一红色堡垒，培养造就了以粟裕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干部队伍。在后来的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他们仍然冲锋在前，发挥了重要的模范带头作用。

　　革命红旗始终不倒

　　在大革命时期，1926年浙西南就建立了党的组织和支部。1927年10月，浙西南第一个中共县委即遂昌县委成立。到1928年，浙西南已有遂昌、宣平、缙云三个县委和七个区委、数十个支部，党员近700名。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7月遂昌县委领导了梭溪暴动，1930年1月缙云县委领导了黄余田暴动。暴动虽然失败，但革命淬炼的星星之火却播撒在浙西南大地上。1930年5月，红十三军在永嘉县成立，下辖三个团共4000余人，并攻克缙云县城，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国民党多次派兵“清剿”，在极端困难情况下，红十三军一直坚持斗争。

　　1935年挺进师进入浙西南，革命力量形成合流，很快站稳了脚跟，开拓出新局面。国民党重兵卷土重来，步步紧缩包围圈。挺进师面对强敌，浴血奋战，随着人员不断牺牲减少，支队整编为大队，大队又缩编为小队。到最后只剩下数十人，仍与敌周旋。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浙江省委迁至丽水，丽水成为党在浙江的中心区域。解放战争时期，尽管国民党重兵集结在浙江，但丽缙永武人民游击支队、松宣遂人民游击支队和各县武工队等党领导下的多支武装，仍高举旗帜坚持斗争，最终迎来革命的胜利。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因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能够做到红旗一直不倒的为数不多。但从1926年到1949年浙西南革命红旗却屹立23年而不倒，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于党的坚强领导。挺进师主要领导人之一、全面抗战时期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刘英总结指出：“只要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不论国内外形势如何的严重以及自己所处的环境如何的恶劣，如能坚持到底，团结一致与万众一心，最后胜利必然属于我们。”“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与上下一致的团结，要完成党所给予我们的任务与顽强的坚持斗争也是不可能的。”这是浙西南革命得出的历史结论。

　　第二，在于群众路线贯彻得好。挺进师进入浙西南之前，中央就特别要求整顿纪律，密切联系群众。按照中央要求，粟裕规定全体指战员每人每天写五条标语，找10个群众谈话。部队到驻扎地，尽可能召集群众大会。十里八方的民众被红军感染，于是口口相传，鱼水之情分外融洽。民众支持，军民融合，成为浙西南革命的一个突出特色。

　　第三，在于有大无畏牺牲精神。浙西南四任特委书记宗孟平、黄富武、许信焜、张麒麟，为革命全部壮烈牺牲。解放前浙江在册革命烈士达7000余人，其中浙西南烈士占了很大比例。粟裕曾指出：浙西南子弟兵，觉悟很高，甘愿为保卫家乡、保卫红色政权、保卫土地革命而英勇献身。在整个大革命时期，浙西南畲族同胞没有出过一个叛徒。习近平总书记曾对此给予特别赞誉。这些革命先辈可歌可泣的奋斗诗篇，值得我们永远缅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