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对“浙西南革命精神”感到由衷崇敬，对提炼与传承、发扬这种精神的一系列举动感到由衷钦佩。

　　由于调研的缘故，近些年到缙云多次，对于缙云和丽水的“红色”文化有一些了解和体认。但在丽水市委于2018年提出“要继承、弘扬和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将精神的强大动力转化为全面推动‘丽水之干’的自觉行动”，相关的宣传教育活动如火如荼之际，“浙西南革命精神”这个词汇才第一次闯入我的视野。

　　我才知道，缙云和丽水的“红色”文化的产生背景、历史脉络、革命事迹、斗争路线和壮丽故事。我才知道，正如丽水市委书记胡海峰指出的：“浙西南革命精神”真的是“丽水弥足珍贵的精神本底”。

　　这一段革命斗争的历程是如此特殊，但在公众历史记忆中又如此隐没，这让我也感到有责任加入到对这段历史和这一精神的传播和弘扬队列之中，作为知识分子，成为红色精神传承和开扬的一个节点。

　　从大的史实上看，浙西南革命的脉络是比较清晰的：它发生于1934年5月，受“左”倾错误影响，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绕”失败之际，所包含的基本历史线索包括：红军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北上（1934年7月），一度转战浙西南；北上行动失败后，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境内（1935年2月），广泛开展游击战和群众工作，在浙西南实行武装割据，创建苏维埃根据地等。

　　2019年4月29日，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刊发《浙西南革命：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策应》一文所加“编者按”，较好地总结和评价了这一段革命史实：

　　在中央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前，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成立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福建北上到闽浙赣皖边区以调动和牵制敌人。在先遣队的掩护下，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为了进一步策应中央红军行动，中革军委又增强先遣队兵力，以期发挥更大作用。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先遣队余部组成挺进师，在浙西南掀起革命高潮，在国民党腹心地区竖起不倒的红旗，为中国革命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奋斗诗篇。

　　1935年春，红军挺进师临危受命，肩负起抗日先遣队策应长征的艰巨使命，挺进浙西南，建立根据地，掀起革命高潮，有效吸引并长期牵制国民党大量兵力，直接减轻了长征中红军主力的军事压力。浙西南革命为策应长征这一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历史转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应该说，《浙西南革命：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策应》一文梳理的革命史实的确是鲜为人知的。

　　浙西南革命的战略意义在于掩护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策应红军主力长征。梳理这段历史，让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在浙西南人民的支持下，挺进师迅速燃起浙西南革命烈火，在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之时掀起了浙西南革命高潮”。发生在浙江这片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区域，面临极为恶劣斗争环境的浙西南革命，能燃起烈火，掀起高潮，的确当得上“可歌可泣的奋斗诗篇”和“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的评语。

　　对于这一壮丽诗篇和历史性贡献，对于浙西南革命先辈的前赴后继、浴血牺牲，对于将革命精神注入今天的丽水市高质量谱写绿色新篇章、开辟新时代“两山”发展新境界的征程，我感到振奋和钦仰。作为一个对缙云、对丽水有感情的外地高校教师，我也愿意提出我对“浙西南革命精神”的提炼、思考，与处州大地的千万群众共同传承这份精神和记忆。

　　我想我会用16个字表达这份沉甸甸的革命精神遗产：坚定信念，勇于担当，知难而进，敢于胜利。

　　浙西南革命是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以彻底的和勇于牺牲的精神，依靠群众，展开积极自主和英勇无畏的斗争，为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这一大局提供重要战略支持。

　　在这段革命斗争历史中，浙西南军民是以坚定的信念和大局观念，以斗争决心和大无畏精神，担当起了策应红军主力转移的重担，在位于国民党统治核心区域孤军奋战情况下，能够知难而进，“竖起不倒的红旗”，建起让国民党长期如鲠在喉、如坐针毡的红色堡垒，取得一个又一个斗争胜利，掀起一个又一个革命高潮。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通过对红色精神的提炼，对红色资源的挖掘，以伟大的浙西南革命精神引领和鼓舞高质量绿色发展的伟大事业，为今天的“丽水之干”找到精神依归，这是一种“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的深沉情怀，更是一种“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智慧。（龚伟亮，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