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5月23日的《学习时报》刊发《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二十三年斗争》一文，介绍了党领导浙西南人民二十三年间的斗争史。现予以全文转发。

　　丽水地处浙江西南部，是全省唯一所有县（市、区）都是革命老根据地县的地级市。从1927年1月建立第一个党组织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党领导浙西南人民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奋斗诗篇，在孤悬敌后的国民党统治腹心地区不断掀起局部的革命高潮，创造了“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奇迹，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一）

　　1927年1月，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浪潮中，浙西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遂昌支部建立，犹如一颗革命火种在浙西南大地燃起熊熊红色烽火，开启了浙西南革命的伟大征程。

　　1934年4月广昌失守之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极少可能。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中革军委令红七军团改称北上抗日先遣队，向蒋介石腹心地区闽浙皖赣进军，执行牵制任务。

　　7月，先遣队从瑞金出发，深入敌后，浴血转战，横跨闽浙赣皖四省，掩护中央红军长征。其间一度转战到浙西南，占领庆元县城，夺取竹口大捷。10月，在先遣队等掩护下，党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开始长征。11月，转战闽浙赣苏区的先遣队，接到中革军委电令，要求先遣队（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由于先遣队兵力依然过小和“左”倾错误影响，1935年1月，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地区遭敌重兵包围进攻，损失大部，方志敏等主要领导人被俘牺牲，仅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先头部队突出重围，北上行动受挫，革命面临严重危机。

　　粟裕、刘英率部转移至闽浙赣苏区，随即接到闽浙赣省委传达的中央指示：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建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

　　1935年4月，历经艰难转战的挺进师，在庆元县斋郎地区以500之众迎击3000余敌，取得大捷，从而打开进入浙西南的通道。挺进师乘胜迅速挺进浙西南腹地，在松阳县境受到当地农军欢迎，获得了群众依托，使“垂饵虎口”的挺进师如鱼得水。接着，挺进师集中以打击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和群众工作，在浙西南实行武装割据，创建革命根据地。

　　浙西南燃起熊熊革命烈火，深深触痛了国民党当局的中枢神经，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抽调中央军入浙，调集以第18军为主力的约7万兵力“清剿”浙西南。这对有效减轻其他根据地的军事压力、战略策应红军主力长征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

　　1936年6月以后，挺进师抓住敌情相对缓和之机，再次掀起革命高潮，建立浙南游击根据地，恢复浙西南的工作，在浙东、闽浙边、遂（昌）宣（平）汤（溪）边区等地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游击区域扩大到30多个县，粉碎国民党军约10万兵力的第二次大规模“清剿”计划，在彼时全国革命低潮时掀起革命的局部高潮，重新开创了浙江革命基业。

　　全面抗战期间，浙西南成了战时浙江的省会和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中心，浙江国共合作抗战的大后方，浙江抗战的大本营。正如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曾山指出，浙西南是“今后抗战和进行革命斗争的主要战略支点”。

　　抗战胜利后，浙西南党组织积极做好和平与内战两手准备，一面加强党员“革命必胜”的信念教育，开展群众工作，争取和平；一面购置、收集社会枪支，筹集武器，准备开展武装斗争，成为党领导人民坚持革命斗争的基本地区。解放战争时期，浙西南党组织与浙东党组织联合建立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三总队，开展浙西南各县革命武装斗争。1948年春，抗暴自救军与各县武工队一起开展系列游击战争，摧毁国民党区、乡基层政权，拔除反动武装据点，锄奸反特，收缴民间枪支，切断国民党武装的通讯，与国民党武装作坚决斗争，形成了解放战争中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1949年5月17日，浙西南全境解放，夺取了革命胜利。

　　（三）

　　经过发展才千余兵力的挺进师，面对国民党军数十倍兵力的大规模“清剿”，斗争形势极为严峻。为此，粟裕提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1936年12月，国民党第四路“剿匪”总指挥刘建绪等调集约10万兵力，采取“大拉网”战术“清剿”闽浙赣皖苏区。挺进师提出必须把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同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的方针统一起来，运用“化整为零”的分兵游击战术，使敌人的“大拉网”毫无所获，哀叹“未奏肤功”。可见，挺进师在浙西南革命中创造性地提出并实施了“敌进我进”“化整为零”的方针，实现了“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丰富和发展了游击战略战术。

　　挺进师学习运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斗争的经验，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基本政策，公开发动群众，公开建党，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游击队，这在创建游击根据地之初对于打击地方反动势力、发动基本群众和迅速打开局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浙西南毕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这种斗争方式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威胁特别大，很快遭到敌军重兵的“清剿”，使挺进师及浙西南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面对血的教训，挺进师改变斗争方式，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同隐蔽的群众工作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不再公开建立党组织、苏维埃政权等，而是秘密开展群众工作，秘密建立党组织、“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政权以及秘密交通联络点。这样一来，挺进师“部队打了仗，疲劳了，一个晚上急行军便转到了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基点”“休整三五天，侦察好敌情，再跳出去，打击敌人”，各种类型的游击区给游击队创造了活动自如的环境，使游击队如鱼得水，丰富和发展了根据地建设经验。

　　在浙西南革命斗争中，红军一手抓武装斗争，一手做群众工作，既当战斗队，又当宣传队、工作队，使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规定有文化的战士每人每天要书写5条标语，缺少文化的战士则每人每天找10个群众谈心交朋友。红军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涌现出了浙西南农军三迎红军、畲族革命老妈妈等感人故事。正如粟裕在回忆中说：“我军所到之处，都有大批大批的群众跟着，簇拥着，复仇的呐喊声，胜利的欢呼声，山鸣谷应，日夜不绝”。浙西南革命斗争的实践充分证明，“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