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万里长征与浙西南的革命斗争到底有没有关系？它们是什么关系？

　　首先，浙西南的革命斗争策应了对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战略转移。1934年5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准备进行战略转移。6月下旬，中革军委令红七军团返回瑞金，改编为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行动。11月4日，中革军委电令，要求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对外仍称抗日先遣队。1935年1月，抗日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地区遭敌重兵包围进攻，指战员损失大部，方志敏等主要领导人被俘后牺牲，仅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先头部队突出重围，北上行动失败。随即中央指示：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建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

　　挺进师临危受命，肩负起先遣队未尽的历史使命，从战略上策应了红军主力长征。

　　其次，浙西南的革命斗争在国民党统治腹心建立了中国革命的战略支点。1935年2月，挺进师从赣东北出发，踏上挺进浙江的征程。1935年4月，在庆元县斋郎地区以500之众迎击3000余敌，取得大捷，从而打开进入浙西南的通道。挺进师乘胜迅速挺进浙西南腹地，在松阳县境受到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等领导的当地进步群众组织欢迎。接着，挺进师“集中以打击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和群众工作，在浙西南实行武装割据，创建革命根据地。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地方游击队以及农民协会、互救会、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挺进师发展到1000余人，扩编为5个纵队。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在浙江燃起革命烈火，深深触痛了国民党当局的中枢神经。面对后院起火，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抽调中央军入浙，调集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约7万兵力“清剿”浙西南。可见，为了对付挺进师，国民党当局可谓下了血本。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国民党统治腹心建立了中国革命的战略支点，有效吸引、调动了“围剿”的国民党军队，减轻了红军主力长征的军事压力，实现了挺进师战略策应红军主力长征的目的。

　　最后，浙西南革命精神是红军长征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浙西南革命精神是在浙西南革命斗争实践中产生的，长征精神是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程中产生的。两者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共产主义理想引导下形成的，两者都受到传统爱民爱国文化的深刻影响，都具有深厚的革命优良传统。无论是浙西南革命斗争还是红军长征，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独立、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浙西南革命精神中的“忠诚使命”，充满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充满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豪迈情怀，充满着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这和长征精神里“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高度一致。浙西南革命精神中的“求是挺进”蕴含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蕴含着昂扬向上、奋力拼搏的奋斗姿态，这和长征精神里“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高度一致。浙西南革命精神中的“植根人民”体现了牢牢植根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的人民立场，体现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和长征精神里“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高度一致。

　　从革命精神研究的角度看，在革命实践、历史源流、文化和理论基础等方面，浙西南革命精神无疑是红军长征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实践证明，浙西南革命和红军长征关系密切，遥相呼应，共同推进了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
　　来源：丽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