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及其斗争

　　1926年冬，上海党组织指派青田籍党员周定返回家乡发展党组织。12月，遂昌籍党员唐公宪、谢云巢奉命返回家乡创建中共组织、筹建国民党遂昌县党部。1927年1月，浙西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遂昌支部诞生。3月，中共杭州地委指派浦江籍中共党员张新锦到丽水发展党组织。上述党员积极宣传革命主张，筹建国民党县党部，协调国民党地方组织内部的派系斗争，开展迎接北伐军和反帝、反军阀的工农运动。

　　1927年4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周定撤离青田，唐公宪在杭州被捕入狱，张新锦撤离丽水（后在金华被捕遇害）。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由此，浙西南党组织把开展武装斗争作为中心任务。9月，周定秘密返回青田活动，建立中共青田支部；10月，谢云巢等秘密返回遂昌北部山区，建立中共遂昌县委，贯彻实施八七会议精神；11月，中共缙云县五云镇支部和缙云县特别支部建立。党组织开始秘密动员、组织农民开展减租斗争和筹备武装斗争。同月，省委机关遭破坏，遂昌支部因此解体；联络实施浙东暴动计划的周定等在温州被捕牺牲，中共青田支部解体。

　　12月，遂昌党组织骨干秘密返回遂昌，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发动和领导纸槽工人和农民开展经济斗争，筹建革命武装。1928年4月，遂昌县工农革命军建立，并于7月下旬举行武装暴动，后遭镇压，遂昌县委和工农革命军解体。

　　1928年9月，中共缙云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中共缙云县委和共青团缙云县委建立。10月，缙云县委建立缙云县农民协会常务委员会，以此领导开展减租斗争，并于1930年1月领导农民武装举行暴动，后遭镇压，县委和农军骨干转移外地隐蔽。

　　1930年5月，红十三军在永嘉县成立，下辖三个团，共4000余人，其中缙云、青田籍红军约2000人。红十三军在浙西南开展了攻打缙云县城等一系列武装斗争。受此影响，丽水、青田、松阳、遂昌、缙云、龙泉等县爆发了20余次农民武装暴动。1930年底，红十三军和各地农民武装遭镇压，骨干大多数被捕牺牲，缙云县委解体，幸存人员隐蔽于边境山区坚持斗争。

　　1932年冬，中共党员朱金宝奉命到遂（昌）宣（平）汤（溪）边区开展活动，相继发展党员20余人，并于次年冬在松（阳）丽（水）宣（平）边境建立中共霭溪支部。1933年秋，中共缙云县工委建立，并于次年开始筹建革命武装。

处属特委部分领导成员

　　二、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及其斗争

　　1934年8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度转战到庆元、龙泉，并留下一部在闽浙边开辟游击区。1935年2月，先遣队失败后，其先头部队和突围部队奉命组建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2月下旬，挺进师500余人在师长粟裕、政委刘英率领下，挺进浙江，历经艰难转战，于4月28日在庆元取得斋郎大捷，乘胜挺进浙西南腹地，在松阳县安岱后村、斗潭村一带，受到进步群众组织“青帮”的欢迎，获得群众依托，随即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开辟根据地。

　　1935年6月上旬，挺进师政委会在松阳县小吉村召开会议，部署根据地建设，建立中共浙西南特委、浙西南军分区等。7月下旬，挺进师师部进驻至遂昌县王村口，以此为领导中心，全面开展根据地建设。8月，以松（阳）遂（昌）龙（泉）江（山）浦（城）边境为中心区域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形成。中心区域普遍建立各级党、政、军、群众组织，开展查田、插标、分青苗的土地革命，掀起了浙西南革命高潮。

　　9月19日，国民党军约七万兵力开始大举“清剿”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挺进师留下第二、五纵队在根据地内坚持斗争，主力挺进敌后吸引、调动国民党军。10月，根据地遭血洗，党、政、军、群众组织被破坏殆尽，挺进师政治部主任、浙西南特委书记黄富武和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李金成等领导骨干相继牺牲，第二、五纵队指战员大部分牺牲。

　　进入敌后的挺进师主力分兵行动，一部进抵缙云、永康一带活动，开辟浙东游击根据地；一部在粟裕、刘英率领下，与叶飞率领的闽东红军会合，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联合开展斗争，后建立了浙南游击根据地。1936年4月，粟裕率部转战到龙（泉）浦（城）边境，找到第二、五纵队余部20余人，这20余名指战员归队。6月，中共浙西南特委和挺进师第二纵队重建，恢复建立了龙（泉）浦（城）江（山）遂（昌）边游击根据地。

　　1937年1月，国民党军约10万兵力大规模“清剿”闽浙赣皖四省边区。挺进师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期间，中共浙西南特委再次遭破坏，粟裕、谢文清率部建立了遂（昌）宣（平）汤（溪）游击根据地。各地红军灵活机动的反“清剿”斗争，使国民党军的“清剿”“未奏肤功”。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9月，粟裕分析、证实国共第二次合作之情，向遂昌县当局发出合作抗日建议书。10月14日，双方在根据地中心门阵村举行合作抗日和谈，达成协议。至此，挺进师三年游击战争结束，浙江的国共合作抗日新局面打开。

　　三、全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门阵和谈后，红军汇集平阳县山门，准备开赴前线抗日。期间，中共浙西南特委重建，返回浙西南领导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与此同时，省建设厅、教育厅等机关和大批工厂、企业、学校逐步撤退到浙西南，从沦陷区撤退的中共党员、进步青年辗转到浙西南，被分配到各县以乡村建设指导员等合法身份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2月，龙泉、遂昌、江（山）浦（城）三个县委及其所属的四个区委先后恢复、建立，一面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一面发展壮大自身组织。3月，粟裕率浙西南、浙南等地红军改编的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七团队上前线抗日，刘英带领一批干部留在浙江领导开展抗日救亡和党的工作。5月，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成立（9月改为浙江省委），刘英任书记；省委决定：统一处属地区党的领导，浙西南特委改为处属特委。

　　在中共组织的努力下，省政府颁布了以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基础制定的《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同意在温州、平阳和丽水等地设立新四军办事机构，在各县建立战时政治工作队，将云和、龙泉、遂昌三县列为“战时经济建设实验县”，建立丽水太平等八个“特约战时经济建设实验区”，一大批中共党员、进步青年以乡村建设指导员、政工队队员、合作工作队队员、民众教育馆馆员等合法身份，宣传实施《纲领》，掀起浙西南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1938年10月，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遭国民党顽固派袭击、查封，省委主动关闭设在丽水的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1939年1月，国民党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动方针，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浙西南的进步书店遭查封，共产党人、进步人士被捕杀，身份有所暴露的中共党员被迫撤离。

　　1939年3月，中共浙江省委机关迁驻丽水城内，并建立“兴华广货号”等多处秘密工作、联络机关，在丽水领导全省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4月2日至3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视察东南抗日前哨工作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视察位于云和县小顺的浙江铁工厂，进一步激发了浙西南民众的抗战热情。4月5日，省委领导成员从丽水秘密到金华，听取周恩来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及其指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省委确定了党在浙江的发展方向。

　　1939年4月11日至13日，中共处属地区代表会议在龙泉秘密召开，会议总结、部署工作，选举出席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到1940年6月，处属特委下辖七个县委、三个县工作委员会、两个县特别支部和浙江铁工厂党委，下属26个区委5个分区委200余个支部，党员4800余人。

　　四、长期坚持革命斗争

　　1940年上半年，国民党顽固派取消各县乡村建设指导室，将各县政工队改组为三青团管辖的青年服务队，致使中共党员、进步青年无法立足。对此，1940年6月，省委决定将老区与新区工作分开，处属特委改为闽浙边委，负责老区工作，建立丽水中心县委，负责新区工作，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分开，撤离政治面貌有所暴露的干部。

　　1941年1月，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浙西南一片白色恐怖。省委决定，丽水中心县委改为处属特委，云和、景宁两县工作划归处属特委领导，更加隐蔽地坚持斗争。与此同时，闽浙边委工作地区遭到军事“清剿”，基层组织遭严重破坏，遂昌中心县委60%以上的基层组织遭破坏，闽浙边委和龙泉县委机关被迫从乡村隐蔽上山。闽浙边委、遂昌中心县委、龙泉县委采取单线联系，全力恢复、巩固基层组织。

　　1941年4月，省委机关从丽水重新迁到温州。省委驻丽水期间，发展壮大了全省党的组织，筹备或召开了多次重要会议，巩固和发展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掀起浙江抗日救亡高潮，加强了省委与上级、省委与下属各特委、省委与上海党组织的联络，与被捕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同志取得联系，掩护、保护了一批干部。

　　同年冬，处属特委将党的委员会制改为单线联系的特派员制，开始执行“隐蔽精干”方针。闽浙边委干部以集中上山隐蔽的方式坚持斗争，仍然开展打土豪筹集经费活动，遭到进一步军事“清剿”，斗争环境日益恶化。

　　1942年2月，省委遭破坏，书记刘英被捕（5月牺牲）；遂昌中心县委遭破坏，书记曾友昔牺牲；闽浙边委被迫撤离龙泉，向遂昌、宣平转移；5月，转移中的边委机关遭袭击，书记张麒麟牺牲，边委遭破坏，革命斗争陷入困境。幸存的三名闽浙边委委员召集党员骨干会议，组建中共闽浙边临委，坚持和领导革命斗争。6月，日军地面入侵浙西南，中共组织带领群众抗击日军暴行。处属特委机关先后迁至丽水县北埠，云和县山锦、岗头庵等山村，两次召开会议贯彻隐蔽精干方针，从而巩固了老区、开辟了新区；闽浙边临委采取单线联系坚持斗争，改党的委员会制为特派员制。

　　1944年春，遂（昌）宣（平）汤（溪）边区又遭“清剿”，陷入险境的闽浙边临委机关在当地党员掩护下得以脱险，转移到白马山区与遂昌县特派员机关一起坚持斗争。此时，处属特委与浙东区党委取得联系，将特委机关迁至缙云县南部山区。经处属特委帮助，闽浙边临委也与浙东区党委取得联系。由此，两个党组织都得到浙东党区委的工作指导和经费支援。处属特委大力开辟新区，向浙东方向发展。闽浙边临委实行干部“群众化、社会化、职业化”，以各种职业为掩护，开展生产自救和群众工作，从而走出困境。

　　抗战胜利后，浙西南党组织做好和平与内战两手准备，一面加强党员“革命必胜”的信念教育，开展群众工作，争取和平；一面购置、收集社会枪支，筹集武器，准备开展武装斗争。

　　1946年6月内战爆发后，浙西南党组织加紧筹备武装斗争，并于1947年春将闽浙边临委和处属特委合并组建为新的中共处属特委，统一党的领导，集中干部力量。1947年七八月间，中共浙东工委与处属特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建立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三总队（简称抗暴自救军），联合开展游击战争。浙西南各地党组织恢复委员会制。浙江省当局急调省保安队和缙云、丽水、武义、永康四县武装，向缙云县西青头、雪峰山一带“清剿”。抗暴自救军兵分两路，一路转战丽水、云和、松阳、遂昌、宣平等县，一路转战金（华）属各县，推动各地的武装斗争。由此，逐步形成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1949年3月，松阳、丽水两县县长起义。3月下旬，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一师大举“清剿”起义部队，接着突袭处属特委和处属游击支队的机关驻地，起义部队遭受严重损失，处属特委率游击队主力转移，并通知各地武工队、民兵避敌锋芒，使敌突袭行动落空。

　　4月26日，松（阳）宣（平）遂（昌）人民游击支队攻克松阳县城，解放松阳。5月8日开始，处属特委领导的游击队、武工队、民兵配合解放军相继解放遂昌、缙云、宣平、丽水、云和、龙泉、庆元等县，浙南特委领导的游击队和民兵配合解放军解放景宁县、青田县。至5月17日，浙西南全境解放，浙西南人民终于迎来了革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