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动态】

　　◇莲都区传承红色基因，缅怀革命先烈

　　【简讯三则】

　　☞龙泉市中小学生故事大王比赛开幕

　　☞遂昌县81名乡贤成为革命老区发展“智囊团”

　　☞云和县开展“乡贤反哺献爱心”走访慰问暨探索“浙西南革命精神”活动

　　【浙西南革命故事】

　　◇生而为英  死而为灵——刘英烈士

　　【工作动态】

　　莲都区传承红色基因，缅怀革命先烈

　　莲都区开展清明节系列活动，引导干部群众缅怀先辈，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一是缅怀革命先烈，弘扬革命精神。广泛开展“纪念先烈、报效祖国、圆梦中华”等系列活动30余次，组织全区各乡镇（街道）、各单位各部门15000余名干部职工到革命烈士陵园等地开展祭奠英烈活动20余次，并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不断扩大传统节日、革命精神的影响力。

　　二是开展系列活动，传承红色文化。区文广旅体局和区文联组织百余名文艺家深入红色革命根据地实地创作采风，挖掘红色文化；联城街道以“清明果飘香邻里一家亲”为主题，营造全社会爱护老红军，拥军优属的氛围；区审计局在南乡革命纪念馆开展“党员五带头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为主题的红色经典诵读活动；区卫生健康局在烈士陵园朗诵《烈士颂》；老竹镇、仙渡乡等乡镇卫生院组织开展“送医上门”活动，为老党员、老游击队员提供免费义诊和健康咨询。

　　三是铭记英烈功绩，强化使命教育。团区委开展传承“浙西南革命精神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莲都区‘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主题活动，以“浙西南革命精神”宣讲等方式帮助团员青年们加深理解“浙西南革命精神”，让广大青年牢记先烈功绩，传承红色基因，开拓创新，做无愧于时代的有志青年。（莲都区活动办）

　　【简讯三则】

　　☞龙泉市中小学生故事大王比赛开幕。4月9日，龙泉市举办以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为主题的中小学生故事大王比赛。活动分为故事大比拼、革命歌曲童声合唱、革命故事舞台剧、教师集体朗诵红色诗歌四个部分，15名选手同台竞技。下一步，该市将陆续在各所中小学开展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为主题朗诵比赛、征文比赛、辩论赛。（龙泉市活动办）

　　☞遂昌县81名乡贤成为革命老区发展“智囊团”。4月9日，遂昌县组织81名乡贤走进革命老区门阵村，重走红军路，召开座谈会，为推进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献智献策。在“浙西南革命精神”云峰红色旅游座谈会上，乡贤围绕“弘扬老区精神、助推老区发展”主题，从红色旅游的定义、红色旅游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如何做好红色旅游、加强“红色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等方面展开讨论，共收集意见建议15条。（遂昌县活动办）

　　☞云和县开展“乡贤反哺献爱心”走访慰问暨探索“浙西南革命精神”活动。4月7日，云和县35名乡村振兴乡贤会成员到黄家地村重走红军路、慰问老红军、参观新筹建的浙西南革命老根据地畲族堡垒支部纪念馆。在座谈会上，乡贤围绕如何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展开讨论。（云和县活动办）

　　【浙西南革命故事】

　　生而为英  死而为灵

——刘英烈士

　　刘英，原名刘声沐，字浴沂，化名可夫、爱群、越人、锄非、锄飞、王志远等，男，江西省瑞金县人。

　　1905年11月26日，刘英出生于瑞金县奉岗乡竹岗村（今属象湖镇）的一个农民家庭。家中仅一亩薄田，远不够维持全家人生计，父亲刘方珍除了租种刘氏家族的“花利田”之外，还租种地主杨家裕的土地。因为贫穷，刘英9岁时才进入本村群德小学就读。1922年7月高小毕业后，家境愈加艰难，只得辍学在家务农。但刘英仍勤奋自学，曾在墙壁上题诗自勉，其中有“夜静书为友，春深笔吐花”之句。

　　1924年，刘英到松山小学（原群德小学）任教。两年后，又转到性定小学任教。期间，他接触到闽西出版的《岩声报》和上海出版的《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思想进步很快。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时局更加动荡，又遇大旱，数姓合办的性定小学难以维持，只好关门，刘英的教书生涯结束。

　　1928年初，刘英同两个青年合伙，借资在瑞金城里开了爿米店，欲以此糊口。读书，他是优等生；教书，他是里手；至于做生意，他却是外行。经营年余，米店亏损关门。开米店期间，刘英结识了以行医为名进行革命活动的瑞金县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之一的邓生文。在邓生文的帮助、影响下，刘英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开始协助邓生文开展革命活动。

　　1929年2月，刘英听说红军在井冈山闹革命的消息后，产生了投奔红军、参加革命的想法。4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从闽西挥师赣南，进抵瑞金县城。刘英便约同本村青年刘德连一起参加红军，并改名为刘英，投入了革命洪流。此时，刘英已然决心献身革命，他以诗示志：“幼时不知路，今日上坦途。赤心献革命，决然无返顾。”

　　刘英加入红四军后，先在军部任会计，不久担任了供给部出纳股股长。每逢部队行军时，刘英总是跟军需运输队一起走。一次行军中，一名运输队员挑着银元掉了队。刘英发现后，立即返回寻找，找到之后两人轮换挑，在深夜时分赶上了部队。事后，同志们从运输队员口中得知，刘英俩一天一夜粒米未进，虽然挑着一担银元，却没有动用分文。

　　9月，刘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刘英在与战友通信中谈及入党感想，曾写道：“不管阶级敌人怎样咒骂诬蔑，共产党终究是人类最进步的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以为光荣啊！从此，我的一切直至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一次，刘英在写家书，被毛泽东看见。毛泽东见刘英的文字功底不错，就和他攀谈起来，详细询问情况。刘英一一作答。临别时，毛泽东问刘英是否愿意到军部做文书工作，刘英表示愿意，随后就被调到军部当了文书。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期间，刘英主动要求下连队参加战斗。一次，刘英所在部队遭数倍敌人包围，在掩护部队撤退时，刘英单独抱着一挺机枪断后，直到部队全都撤出战斗。在革命战争中，刘英多次遇到生与死的考验，从未动摇。在革命熔炉里，刘英迅速成长，先后担任了连指导员、营政委、团政治部主任和团政委。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奉调到新成立的红五军团担任第十五军第四十四师政委。

　　1932年2月，刘英率部参加了攻打赣州的战斗。4月，随毛泽东率领的东路军东征闽南，20日攻占漳州。21日，参加了毛泽东在红楼召开的师以上干部会议。会后，立即组织四十四师指战员发动群众，打土豪、扩红、搜查反革命分子、筹款筹粮。在打土豪斗争中，因缺乏经验、语言不通和大部分红军战士来自农村，出现了“左”倾现象，凡是戴礼帽、穿西服的，穿大褂、戴眼镜的，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被视为土豪，将其抓了起来。毛泽东发现后，立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进行纠正。毛泽东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抓人权；要求指战员赶快清查，抓错了就赶快改。这是刘英第一次听到毛泽东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会后，刘英按照毛泽东的要求，逐个审查被抓“土豪”，抓错的一律赔礼道歉。此事对刘英教育很深。在漳州开展工作期间，刘英受到了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得到了很大提高。1933年11月和次年初，刘英先后奉调到红九军团、红五军团任师政委。不久，又奉调到红七军团任军团政治部主任。

　　1934年6月，因“左”倾错误影响，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为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闽赣浙皖诸省国民党统治的深远后方，推动抗日运动，开辟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吸引、牵制国民党军，掩护中央实施战略转移。先遣队对内保留军团建制，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委，刘英任政治部主任，粟裕任参谋长。

　　7月7日，红七军团约6000名指战员从瑞金出发，开始北上行动。在艰苦转战中，特别是攻打福州不果，部队遭受严重损失，伤病员增至近800人，而且时值盛夏，部队疲惫行动极为艰难。身为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英，不仅与政治部同志一起沿途张贴布告、传单和书写标语，而且亲自为伤病员抬担架、做伤病员的思想工作。

　　11月4日，先遣队转战到闽浙赣苏区重溪一带时，接中央电令，命令红七军团和新十军合并为红十军团，组成新的抗日先遣队，继续执行北上行动的任务。红十军团组建后，原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刘英兼十九师政治部主任。18日，第十九师在师长寻淮洲和刘英等率领下，向皖南进军，转战浙西20余天，取得颇多战果。就在第十九师出动的当天，突然接到中央电令，命令红十军团全部出动，以创造浙皖边苏区。并且电令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和刘英组成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为主席，随军行动。12月10日，第十九师在安徽歙县的汤口地区与军团部及其第二十师会合。根据中央电令精神，军政委员会决定，全军继续北上行动。

　　此时，国民党军正调集重兵围追堵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12月14日上午，在安徽谭家桥附近的乌泥关，先遣队与国民党军王耀武旅展开了激战。因敌众我寡，指挥失当，先遣队战斗失利，被迫撤出战斗向北转移。战斗中，刘英负伤，右手腕被子弹打穿。谭家桥一战，先遣队遭受严重损失，第十九师师长寻淮洲负重伤后牺牲，指战员伤亡300余人。

　　先遣队撤离谭家桥后，继续北上行动，在皖浙赣三省交界地区转战了半个月。开始一两天，刘英由于负伤流血过多，身体虚弱，不得不躺在担架上，待伤势稍有好转，就执意要自己走了。他和大家一起爬山涉水，鼓励同志们，给同志们讲故事，不顾伤痛照顾他人。此间，中央军区鉴于先遣队向皖南发展过于困难之情况，电令先遣队改向浙西南发展。1935年1月9日，先遣队领导人在遂安县茶山村（今属淳安县）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会议决定全军先返回闽浙赣苏区休整，然后再进军浙西南。

　　1月10日，先遣队离开茶山向赣东北进发，不幸在怀玉山地区陷入了7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包围。1月12日晨，方志敏、刘英和粟裕率先头部队800余人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但主力部队尚未突出重围。方志敏不同意刘英和粟裕留下来收容部队的要求，命令他俩率部先走，自己返回接应主力部队。刘英和粟裕率领先头部队，于当晚越过敌人封锁线，向闽浙赣苏区转移。先遣队主力部队未能突围，遭敌围攻，指战员浴血奋战，大部分牺牲，方志敏等领导人也相继被捕后牺牲，北上行动失败。

　　刘英和粟裕率部转移到闽浙赣苏区，与闽浙赣省委会合后，省委转达了苏区中央分局的指示：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吸引、调动和打击敌人，保卫邻近的基本地区，从战略上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行动。2月下旬，挺进师组建完毕，全师“人数538，长枪445条，重机枪4挺，轻机枪8挺”，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

　　2月底，挺进师誓师出征，越灵山，渡信江，冲过敌人6道封锁线，向浙江挺进。出发前，挺进师曾通知闽北党组织，请其接应，不料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致使挺进师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唯一的一部电台也被打掉，与上级失去了联系。由此，刘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3月初，挺进师艰难转战到闽北苏区的崇安县车盆坑等地，与北上抗日先遣队留在闽浙边活动的洪家云部会合，该部150余人编入挺进师，挺进师部队恢复到500余人。考虑到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挺进师没有任何依托，为适应游击斗争，指战员必须学会打游击和做群众工作的两套本领。于是，部队在车盆坑进行了政治军事整训。为独立、长期坚持白区斗争，挺进师成立了政治委员会，作为挺进师行动区域内的最高党政军领导机关。政治委员会由刘英、粟裕等9人组成，刘英任书记。

　　3月下旬，挺进师进抵闽浙边。为打通与闽东、闽北的联系，打开进入浙西南的通道，刘英和粟裕率领挺进师往返转战于闽浙边。4月21日，在福建寿宁县上村遭福建保安第二团马洪琛部偷袭，损失严重。从3月下旬至4月下旬，挺进师迂回转战于浙闽边的浙江龙泉、庆元、景宁、泰顺和福建松溪、政和、寿宁等县，历经大小战斗10余次，始终处于敌人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之中。为此，挺进师欲选择一合适战场，“集中一切力量，突破敌人一点，乘胜消灭敌人”，变被动为主动。

　　4月24日，挺进师进抵庆元县斋郎村。斋郎村位于龙泉、景宁、庆元三县边界，地处百山祖东侧，海拔1200多米，山高林密，可进可退可守，村庄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村里有8户地主、土豪，存粮充裕，部队供给有保障。为此，刘英和粟裕利用这一有利地形，精心部署，决心给敌人以有力打击。此时，以李秀为团长的浙江保安第一团1200余人，以马洪琛为团长的福建保安第二团1000余人，庆（元）龙（泉）景（宁）边境大刀会会徒近千人，已向挺进师合围而至，定于28日从东北、正东和东南三个方向分进合击。27日，刘英和粟裕召开战前动员会，通报敌情，检查战前准备工作，部署作战任务。28日晨，战斗打响。挺进师首先击溃打头阵的大刀会，接着集中兵力歼灭被诱入伏击圈的浙江保安第一团，团长李秀也被打断一只手，福建保安第二团接到报告慌忙逃遁而去。挺进师毙伤敌300余人，俘敌约200人，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4挺、长短枪150余支。斋郎战斗的胜利，打开了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创建根据地的通道。

　　5月初，挺进师进抵龙泉县境，在龙泉县麻连岱村，刘英主持召开了政治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乘胜进入浙西南腹地，分兵发动群众和独立开展游击战。会后，刘英、粟裕率挺进师主力北进，挺进到浙西南腹地行动；第二纵队回到江山、浦城、龙泉、遂昌、衢县、常山等县之间，恢复洪家云部原来活动地区的工作，打通与闽北、闽东之间的联系。9日，刘英、粟裕率部经龙泉县境进抵松阳县境，在斗潭村等地受到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为首的松阳、龙泉、遂昌边境“青帮”群众的欢迎，使挺进师获得了初步的群众依托。挺进师进一步分兵行动，政治部主任黄富武率第一纵队及政治部人员，分散于松阳、龙泉、遂昌、云和等县，开展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刘英、粟裕率部转战到浙赣铁路义乌至衢州段以南的汤溪、龙游、金华、武义、宣平、丽水广大地区，掩护第一、第二纵队开展地方工作。

　　6月上旬，挺进师各部会合于松阳县小吉村。刘英在此主持召开师政治委员会会议，总结一个月来的工作得失，商议、部署下一步工作，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建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奠定基础。会后，挺进师各部根据会议的部署，以武装斗争与群众工作相结合的方法，在遂昌、松阳、龙泉、江山、浦城五县开展根据地建设。8月，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中共组织、苏维埃政权、地方游击队和各种革命群众组织。在挺进师政治委员会和中共浙西南特委的领导下，各地苏维埃政府发动、组织农民开展了以“查田插标分青苗”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在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之际，掀起了浙西南革命高潮。至此，挺进师初步实现了中央赋予的在浙江建立新根据地的任务。

　　对此，国民党浙江省当局惊呼：“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来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前途实堪可虑。”为摧毁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当局先后任命卫立煌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调集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约7万兵力，“清剿”浙西南，企图歼灭挺进师。

　　是时，挺进师虽然已经发展壮大，但也只有近千人，连同地方游击队和地方干部，共约3000人，面对7万强敌的进攻，如何反“清剿”是个难题，为此，9月上旬，刘英在龙泉县上田村主持召开了政治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采取“敌进我进”方针开展反“清剿”，留下第二、五纵队在根据地内坚持，主力跳出敌人包围圈，挺进敌后，吸引、调动敌人。9月25日，刘英、粟裕率挺进师主力突破敌封锁线，进入闽浙边，但敌主力不被调动，除派出约5个团的兵力追击挺进师主力外，大部队死死箍住浙西南。由此，浙西南革命根据地遭血洗。

　　9月底，刘英、粟裕率挺进师主力转战到景宁县梅岐地区时，按上田会议决定，分兵活动：第一纵队挺进浙东活动；刘英、粟裕率部进入泰顺、寿宁一带活动。10月5日，刘英、粟裕率部转战至福建省寿宁县郑加坑村，与闽东特委书记叶飞率领的闽东红军会师。为准备双方互相配合坚持斗争，叶飞率部返回闽东，刘英、粟裕率部转战于寿宁县附近。11月7日，双方在泰顺县白柯湾小宫庙举行联席会议，联合组建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闽浙边临时省军区，以便互相配合开展斗争。刘英任临时省委书记兼临时省军区政委，粟裕任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兼临时省军区司令员，叶飞任临时省委宣传部长兼共青团临时省委书记。

　　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后，鉴于国民党军不受调动，企图彻底摧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之情，决定立即着手开辟新的根据地。在闽东特委的支持下，刘英、粟裕率部以闽东特委有一定工作基础的（福）鼎平（阳）边区为基础，向浙南发展。不久，临时省委获悉浙西南革命根据地遭国民党军血洗之消息。为此，1936年2月，刘英在泰顺县峰文主持召开闽浙边临时省委会议，决定临时省委留在福鼎、泰顺、平阳一带活动，以挺进师第三纵队等为基础组成浙西南独立师，由粟裕率领返回浙西南，恢复浙西南的工作和寻找失去联系的第二、五纵队，掩护临时省委开展工作。3月，临时省委决定，建立中共浙南特委，郑宗毓任书记。

　　刘英率领临时省委机关和一个配备6支短枪、2支长枪的特务班，在福鼎、泰顺、平阳一带活动，全力开展群众工作，发动群众和建立地方党组织。仅1个多月就把福鼎、泰顺、平阳一带的群众初步发动起来，形成了一定的革命声势。但是，这一带的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武装仍十分猖獗，知道红军主力已离开浙南基本地区，于是经常以连、排甚至以班为单位出来活动，骚扰、欺压群众。4月13日，刘英得到消息，驻福鼎的国民党军第九师的一小部又出来骚扰、欺压群众。刘英立即召集临时省委机关人员和特务班，在敌人返回必经之道上，伏击敌人，以少胜多，歼敌两个班，缴获轻机枪1挺、长枪10多支。5月间，刘英率领省委机关和特务班正在泰顺县白柯湾一带活动，保安团一个连跟踪而至，扬言次日要把红军消灭干净。是晚，刘英决定利用白柯湾一带的有利地形，出其不意，打敌人一个伏击。次日晨，敌人大摇大摆地爬上山岭，刚到半山腰，突遭左边山上红军的猛烈攻击，慌忙冲向右边山头，欲占领一个制高点，但还没有爬上山头，又遭右边山头上红军的猛烈扫射，被迫撤退，往山下的竹林里钻，刚接近竹林，只听竹林里又传出了“缴枪不杀”的喊杀声，敌人不知红军兵力多少，落荒而逃，来不及跑的则当了俘虏。经过战斗，特务班发展成了数十人的特务队，每人配备了一支驳壳枪。敌人遭到几次打击后，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这极大地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国民党第十八军撤离浙西南。针对敌情有所缓和之情，闽浙边临时省委抓住时机，再次掀起革命高潮。粟裕率部转战浙西南，恢复浙西南的工作，刘英率省委机关和突击队在浙南发动和组织群众，大力开展根据地建设。至8月底，刘英率部取得了青山岭、李家山、龟仔山等10余次大小战斗的胜利，消灭敌人五六百人，缴获长短枪400余支，鼓舞了群众斗争的信心，推动了根据地建设。8月，刘英在福鼎县李家山主持召开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宣布成立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郑丹甫任主席，下辖瑞（安）平（阳）泰（顺）、鼎平、泰顺、平阳、福鼎、桐霞等6个县人民革命委员会和16个区人民革命委员会。同月，建立了浙南军分区，统一领导浙南游击根据地各县的地方武装。各级党组织和革命政权，发动群众分青苗，开展了土地革命。

　　在开辟和巩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刘英每到一地，总是深入群众，开展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经常召集群众座谈会，一面宣传党的政策，一面做社会调查。浙南游击根据地范围内流行温州话和闽南话，外地人难以听懂。挺进师刚到这一地区时，彼此语言不通。为了开展工作，刘英专门调了两个既懂普通话又会讲当地方言的同志在身边做翻译，并向他们学习方言。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不仅能听懂群众的方言，而且还能用方言做群众工作。由于掌握了方言，和群众接触的机会多了，浙南的群众也都喜欢和他谈话，亲切地称呼他“可夫同志”。

　　刘英还特别重视团结和培养当地干部。1936年上半年，挺进师部分干部先后转为从事地方工作。刘英专门召集他们开会，反复说明培养、团结和爱护当地干部的重要性，告诫他们说，红军挺进师要完成中央赋予的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任务，没有当地干部是不可能的，他要求外地干部和当地干部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团结一致。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当局被迫停止对红军的全面“围剿”，改而采取“北和南剿”的反动方针，令第四路军刘建绪部和浙闽两省当局立即向闽浙边区发动进攻。针对国民党军再次发动大规模“清剿”的形势和国民党军的大拉网战术，1937年2月中旬，闽浙边临时省委在泰顺县天门下村的牛童往召开会议，确定了“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和“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相结合的方针，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粟裕率一部到浙西南的遂昌、宣平、松阳、龙泉等县边境活动，张友昆率一部到文成、云和、青田等县边境活动，谢文清率一部到遂昌、汤溪、金华、武义、宣平等县边境活动，浙西南特委及其所属龙（泉）浦（城）县委书记张麒麟率部在龙泉、浦城、江山、遂昌等县边境活动，刘英率临时省委机关和特务队到永（嘉）瑞（安）平（阳）泰（顺）边区活动。

　　3月，由浙南党组织派往上海学习的吴毓返回温州，带来了中央驻上海办事处交给刘英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电文。由于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吴毓无法与刘英取得联系，遂与临时省委派驻温州的黄先河等人商定，以临时省委和省军区名义发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致国民党闽赣浙皖边区主任公署和闽浙两省当局》的快邮代电，于3月25日分头从永嘉、乐清、瑞安、上海等地投邮，呼吁国民党当局在国难当头之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提议双方迅速派代表举行和平谈判。5月2日，国民党浙江地方当局在《浙瓯日报》上刊登“启事”，表示愿意与中共闽浙临时省委代表“面洽”。吴毓见“启事”后，以临时省委联络员身份与刘建绪的代表邓讱取得联系，商定先停战一周，以便红军商派代表举行和谈。吴毓、黄先河等即借停战之际，设法进入游击区，迅速找到刘英，汇报了以上情况，得到刘英的首肯。之后，刘英在平阳县北港大墩村主持召开临时省委专门会议，商讨了与国民党谈判事宜。会议确定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为谈判的主要内容，派吴毓、龙跃、陈铁军3人为谈判代表。后因龙跃有事不能离开，改由董启文代替。临别时，刘英告诫吴毓：此次谈判不易成功，蒋介石的阴谋是集中力量消灭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谈判结束后马上返回，以免发生危险。

　　5月7日，双方在平阳县北港区山门畴溪小学举行和谈。正如刘英所预料，国民党方面毫无诚意，提出极其苛刻的条件：闽浙边红军接受改编，统一由国民政府领导调遣；红军所有政工干部要全部集中到南京受训，然后另行分配工作。显而易见，国民党当局欲在谈判桌上达到其在战场上未达到的消灭红军之目的。对此，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代表严词拒绝。谈判中断后，吴毓等人到了鳌江，提出双方先行停战，其他政治问题以后逐步解决。但5月18日，闽赣浙皖四省边区主任公署参谋长宣布：如果中共不同意其提出的条件，即“停抚痛剿”“绝灭根诛”。和平谈判因而破裂。

　　和谈破裂后，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省军区先后发出了《为团结御侮、共赴国难以及和平谈判破裂告各界人士书》和《呼吁各界人士要求闽浙两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揭露国民党不顾国家民族存亡，肆意破坏和谈的罪责。同时，向党中央报告了和谈情况。

　　和谈破裂后，国民党军继续大举进攻红军挺进师及其游击根据地。挺进师则进一步分散活动，以逸待劳，避实就虚，出其不意地袭击和伏击国民党军，使国民党军“以数万之众，剿千百之匪，数月于兹，未奏肤功”。在国民党军的大“清剿”中，挺进师及其根据地军民虽遭受了严重损失，仍顽强坚持了下来。

　　7月8日，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处于国民党军残酷“清剿”中的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即发出通电和宣言，再次敦促蒋介石、闽赣浙皖四省边区主任公署，在“国难已到生死存亡最后关头，应无条件的首先停止最后内战”，一致抗日，并建议再次举行和平谈判。中共中央也十分关怀在浙江坚持斗争的红军，请贺龙写信给早年同学刘建绪，阐述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内政治局势的新变化，晓以民族大义，动之以乡情旧谊，呼吁化干戈为玉帛，和红军携手抗日。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加形势所迫，刘建绪不得不认真对待闽浙边临时省委“再次和谈”的建议。

　　8月下旬，刘建绪释放了战斗中负伤被俘的闽浙边临时省委谈判代表陈铁军，并让陈铁军带去刘建绪给刘英、关英（闽浙赣省委书记）和黄道（闽北特委书记）的亲笔信，同意重开和谈。同时把贺龙给刘建绪的信也交陈铁军带给刘英，以示其诚意。8月24日，闽浙边临时省委谈判代表吴毓、陈铁军、黄耕夫与刘建绪的代表邓讱，在温州申江旅馆进行第二次谈判，双方初步达成5项协议。但由于四省边区主任公署未及时将和谈结果通令闽浙边各县的国民党军政当局，致使红军行动发生困难，一时无法集结。为此，9月16日，刘建绪派政训处上校王裕先、中校詹行烈为代表，到平阳接洽，刘英亲自参加双方会谈，于次日达成7项协议：闽浙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并根据任务编制；红军集中地点在平阳县的北港区；红军军需与给养根据任务发给补充；集中时间自17日起至10月1日止；无条件释放政治犯；一切政治问题由双方中央解决；目前的宣传工作根据“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原则进行宣传。

　　之后，临时省委即从青田、永嘉、瑞安边境迁回平阳北港，以集中部队和布置新的工作。半月后，分散活动在瑞安、平阳、泰顺、青田、丽水等县的红军游击队连同机关工作人员基本集中完毕。和谈成功后，临时省委一面派员到浙东和浙西南游击区寻找粟裕、谢文清、张麒麟等率领的红军游击队，一面派吴毓、龙跃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汇报。

　　9月，与临时省委失去联系、率部活动在遂（昌）宣（平）汤（溪）边区的粟裕，根据形势和传闻分析，然后派员证实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事实，随即向遂昌县当局发出合作抗日建议书。10月14日，双方在遂昌县门阵村举行了和谈，达成协议。之后，粟裕、谢文清所率之部和张麒麟所率之部等各部红军游击队也到平阳县北港集中。至此，刘英和粟裕率领红军挺进师开展和坚持的三年游击战争结束，出色地完成了中央赋予的光荣使命。

　　部队在平阳北港集中后，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11月，闽浙边临时省委在平阳县凤林村召开扩大会议，粟裕作了抗战形势的报告，刘英作了三年游击战争最后8个月的斗争总结和抗战形势下的任务的报告。刘英在报告中提出，在抗战全面爆发的形势下，闽浙边临时省委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干部，扩大部队，恢复和整顿各地党的组织。在红军完成整编等待上级行动指示期间，临时省委和抗日游击总队在进行军事训练和开展群众工作的同时，举办军政干部训练班，创办抗日救亡干部学校，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刘英经常为干部训练班和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学员授课，讲授党的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抗战形势等课程，并为抗日救亡干部学校题词：“团聚与组织千百万的民众一致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2月中旬，刘英指派龙跃、余龙贵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请示部队行动，途经南昌时找到新四军军部，见到东南分局书记项英，汇报了浙江的情况。恰逢项英要到武汉参加会议，于是刘英给博古的信就由项英带到武汉。10余天后，项英回到南昌，告知龙跃、余龙贵：浙江部队的编制、集中地点及以后浙江工作的安排，由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专程到浙南传达。

　　2月28日，曾山由龙跃、余龙贵陪同从南昌出发，于3月上旬到达平阳县山门，向刘英、粟裕传达了中共中央和东南分局的指示。由此，浙江红军部队编入新四军，由粟裕率领开赴皖南前线抗日；刘英留在浙江主持党的工作，带领一批干部及3个短枪班的武装坚持浙南革命战略支点；取消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浙江临时省委，待中央批准后转为正式省委。

　　为了向东南分局请示以后浙江党的工作，3月14日，刘英随曾山赴南昌。途经金华时，刘英会晤了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向黄提出两项要求：为照顾部队家属和处理中共组织在浙江的有关事宜，以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的事业，要求在平阳、温州、丽水设立新四军后方办事机构；由于部队一直处于艰苦的环境中，物质条件很差，现在要开赴前线抗日，要求省政府发给500支步枪、10万发子弹和1000套军装。黄同意了第一点要求，并答应发给5万发子弹、1000套军衣。3月18日，粟裕率部离开平阳开赴皖南前线。

　　5月7日，刘英从南昌返回到平阳后，在玉清岩村主持召开会议，根据东南分局的指示，撤销闽浙边临时省委和浙江省工委，成立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刘英任书记，汪光焕等5人任常委，下辖浙南、处属、台属、宁（波）绍（兴）、金（华）衢（州）5个特委。在此前后，设于温州城区九柏园头的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设于平阳县北港水头街三桥堂的新四军驻闽浙边后方留守处、设于丽水县城高井弄的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相继设立。

　　7月25日，鉴于国民党顽固派不承认中共组织在浙江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事实，反而造谣中伤，诬蔑攻击浙江的中共组织和刘英本人，刘英发表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申诉》，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斗历程，严正回击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诬蔑。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浙江临时省委转为浙江省委，刘英任书记。10月10日，国民党永嘉县当局和国民党温（州）台（州）戒严司令部根据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密令，突然袭击、查封温州九柏园头17号的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逮捕了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谢文清等6名干部（史称“九柏园头事件”）。因事外出的通讯处主任周饮冰获悉后，根据省委书记刘英指示，于次日到戒严司令部抗议，结果也遭扣押。16日，按照刘英的指示，吴毓以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主任身份，到戒严司令部交涉，并到看守所看望谢文清、周饮冰等7人，转交了刘英给他们的信，指示他们团结一致，坚持斗争，静候解决。

　　谢文清等7人入狱期间，刘英指派省委秘书处工作人员刘辛夫的爱人滕雪凡多次前往探监，秘密传递信件，建立联系。在狱同志根据刘英的指示，在狱中建立中共特别支部，坚持斗争。“九柏园头事件”发生后，刘英果断决定，主动关闭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和新四军驻闽浙边后方留守处，以免再遭损失。

　　1939年3月，鉴于“九柏园事件”发生后温州形势开始逆转，而丽水的抗日救亡运动尚处高潮，于是中共浙江省委领导机关从温州秘密迁至丽水城内。省委在丽水城内外相继建立10余处秘密工作机关和交通联络处。刘英化名王志远，以“兴华广货号”百货店老板身份为掩护，租住于丽水城郊厦河村王氏民房，领导全省党的工作。其寓所成为省委的重要办公地。刘英白天外出活动，晚上在寓所阅读学习上级指示，起草文件，处理各地报告，常常工作到深夜。

　　4月初，根据曾山的通知，刘英到金华向视察浙江的周恩来汇报工作。随后根据周恩来指示返回丽水，通知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汪光焕、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薛尚实、省委委员兼浙南特委书记龙跃和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毓，一同秘密前往金华，于4月5日参加周恩来召集的会议，听取周恩来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及周恩来对浙江工作的指示。刘英等人返回丽水后，根据笔记将周恩来的讲话整理成文，下发各特委传达、学习和贯彻。

　　4月16日，刘英在温州城区地下交通站主持召开浙江省委组织工作会议。会上，刘英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会议着重研究了召开全省党的代表大会工作，通过了《中共浙江省委组织工作会议对今后任务的决定》。

　　7月21日至30日，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平阳县凤卧乡的冠尖和马头岗举行。刘英代表省委致开幕词，并代表省委作政治报告和两年来浙江工作的书面总结。在政治报告中，刘英分析了浙江的政治形势，提出了浙江党组织今后的任务：加紧全民动员，加紧统一战线工作，提高民族意识与战斗意志，反对投降企图，推进民主政治，组织广大工农、青年妇女，发展民众团体，扩大民众运动，积极参加各种抗战工作。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新的浙江省委，刘英为书记兼统战部长。大会通过了《关于目前抗战形势与浙江党的任务的决议》《告全浙民众书》等一系列文件。会议还选举产生了刘英等12人为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刘英为代表团团长。会议结束后，刘英回到省委领导机关驻地丽水，领导全省党组织落实党代会精神，布置各项工作。

　　10月17日，刘英和丁魁梅在温州举行婚礼的第二天，就率领中共七大浙江代表团，从丽水出发赴东南局集中，10月底，到达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兼东南局驻地。刘英就坚持浙闽边三年游击战争和浙江斗争向项英作了详细汇报。项英希望刘英写一份书面材料，以作为浙江代表团向中共七大的汇报。刘英当即利用在皖南等待其他省代表团的时间，开始撰写《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不久，接中共中央电令：因时局发生逆转，刘英不能离开浙江。刘英在征得东南局的同意后，带领杨思一、张麒麟、郑丹甫3位特委书记返回浙江，其余5名代表由金（华）衢（州）特委书记林一心带领前往延安。

　　12月，刘英一行回到浙江省委机关驻地丽水。此时，省委宣传工作会议刚要结束，与会代表尚未离开，刘英等立即向与会人员传达了上级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在纪念抗战两周年宣言中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并起草了一份文件，让与会代表带回去传达。

　　尔后，刘英等根据形势的变化和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对全省党的特委组织作了必要的调整：1940年1月，宁（波）绍（兴）特委析为宁（波）属特委和绍（兴）属特委。6月，处属特委工作地区分为老区和新区，处属特委改建为闽浙边委，下辖老区的龙泉、遂昌、江（山）浦（城）、云和4个县委和景宁、松阳、庆元3个县工委；建立直属省委的丽水中心县委，下辖丽水、青田、缙云三县党组织。7月，金（华）衢（州）特委析为金（华）属特委和衢（州）属特委。同时，为保存力量，刘英指示各地党组织，将国民党政府各部门中的共产党员面目有所暴露的人员，陆续调离或转移到新四军，抽调一批转入秘密工作的同志充实到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刘英还提出了巩固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对党员秘密工作的教育，提高警惕，严防奸细混入党内等紧急任务。

　　在丽水，刘英继续撰写在皖南尚未完稿的《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直到1940年夏再次赴皖南时，经过慎重修改后才定稿，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形势日趋恶化。4月初，省委领导机关从丽水迁回温州。4月19日，日军侵占温州。刘英率省委领导机关迁移到瑞安县东区肇平垟。此时，正值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浙南基本区，省委机关接连两次遭到国民党军的围攻。刘英认为，浙南基本区环境紧张，不能安心工作，再加上国民党军的封锁，对外联络不便，于是省委在日军撤离温州后，把省委机关迁回温州城区。5月，中央任命刘英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7月，任命刘英为华中局特派员，负责指挥闽浙赣三地区党的工作。为此，刘英决定1942年春节后将省委机关迁移到闽浙赣三省边境的福建浦城，并在此之前在温州召开各特委负责人会议，布置省委机关撤离温州后全省党的工作。

　　1942年初，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电示各地，务将彻底“剿共”作为“刻不容缓之举”。国民党军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形势日益紧张。刘英虽然认为省委继续设在城内已很危险，但仍决定春节后再将省委迁到浦城，并写信通知各省委委员到温州来布置工作。另外，省委秘书周义群擅自挪用了华中局寄给浙江省委的活动经费，也使刘英下不了尽快转移的决心。

　　就在此时，中共台属特委武装工作团团长李少金叛变投敌，向国民党“中统”浙江室供出了浙江省委在温州的秘密联络点——恒丰盐店以及浙江省委、浙南特委、台属特委等组织的人事情况。“中统”浙江室根据李少金和先前叛变的温岭县委书记陈方汀的供词，断定浙江省委机关确在温州，于2月初派特务陈家壁带领李少金、陈方汀等到温州“破案”。2月8日晚，李少金在距恒丰盐店不远处发现刘英，即上前打招呼，陈家壁等特务马上一拥而上，刘英就此被捕。接着，省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和交通联络员相继被捕。省委秘书周义群和省委交通员郑爱婵被捕后当即叛变，并带领特务搜捕省委机关工作人员。一夜之间，省委设在温州城里的7个秘密联络点均遭破坏，共计8人被捕，省委机关遭彻底破坏。接刘英通知到温州开会的各特委书记幸未遇险，刘英的夫人丁魁梅因刚搬了新家，叛徒特务不知其住址，也幸未遇险。

　　刘英被捕后，立即被押解到永嘉县警察局，戴上脚镣关进看守所。国民党顽固派闻报刘英被捕，如获至宝，欣喜万分。浙江省第八行政督察区专员张宝琛更是得意至极：“刘英在浙闽两省边境活动多年，今一旦被捕，胜俘敌十万。”刘英被关押于永嘉期间，张宝琛和温（州）台（州）戒严司令萧冀勉均到看守所劝降，但都碰了钉子。当刘英获知省委秘书顾春林被捕时遭枪击受伤后，立即要求萧冀勉、张宝琛予以医治，并要求看望顾春林。2月12日，国民党“中统”浙江室主任刘怡生、省党部社会科科长叶蕴辉带领行动员赶到温州，企图“扩大线索”，但刘英毫无口供。2月23日，刘英被押到浙江省政府驻地永康方岩，继续受审讯。刘英被关在程洪昌旅社楼上特制的牢笼里，并被铐上10多斤重的镣铐。“中统”浙江室对刘英进行劝降、疲劳审讯，也毫无所获；国民党“中统”局电令“中统”浙江室，向刘英说明生死利害关系，以最大努力“争取”刘英，依然毫无作用。

　　在狱中，刘英不仅坚不吐实，还利用一切机会为党工作。在与看守接触的过程中，刘英向看守讲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抗日的形势，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捕杀共产党人的罪行。经刘英的宣传影响，两位看守转而钦佩刘英，因此常为刘英传递信件、纸条，并应刘英的要求，把书籍、报纸、笔墨纸张等带给刘英。在狱中，刘英写下了“十年征尘到如今，偷生弹雨息枪林。战死沙场堪自乐，囹圄室内何我分”的诗句，表达了渴望冲出牢笼、渴望战斗的心情。刘英在方岩被关押两个多月，始终坚不吐实，“中统”浙江室在给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呈复”中，只得将刘英的籍贯、年龄、出身、职务、文化程度作为“谈话笔录”连同照片呈报上去。

　　4月初，顾祝同复电“中统”浙江室：刘英执迷不悟，应处极刑。5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浙江省政府机关准备从方岩撤退。5月18日凌晨，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接到蒋介石发自重庆的急电：饬速处决刘英。是日拂晓，刘英被秘密枪杀于方岩山下的马头山麓，时年37岁。

　　生而为英，死而为灵！这就是刘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