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浙西南革命史

　　浙西南（丽水）是一片革命的热土。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浙西南人民就投入了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1841年，1200名处州兵奉命奔赴定海抗击英军侵略，全部喋血海疆。20世纪初，处州革命党人追随孙中山，投入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斗争。1911年11月，辛亥革命军光复处州（丽水），建立军政分府。然而，辛亥革命未能改变国家社会、政治、经济落后和人民苦难的命运。

　　1919年5月初，五四爱国运动爆发。5月下旬，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浙西南，浙西南各界民众积极响应，踊跃开展爱国反帝斗争。丽水、缙云、青田、松阳、遂昌、龙泉等县的学校师生纷纷举行集会、游行，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还我山东青岛主权”等口号，呼吁同胞拒用日货，提倡使用国货，声援五四运动。6月3日以后，运动由知识界发展成为以工人为主体的工、农、商、学各界联合参加的群众性革命运动。6月5日，遂昌县在丽水读书的学生34人，联名上书《留括学生上遂昌各机关函》，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各县民众罢课、罢工、罢市，抵制日货。五四运动促进了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浙西南的传播。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在新文化、新思想运动的影响下，浙西南各地进步青年积极寻求救国救民道路，或在家乡组织进步团体学习讨论进步思想，或赴外地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有许多进步青年奔赴广州报考黄埔军校。其中涌现出麻植、蔡鸿猷、季步高、李逸民、吴玠、孟卿、唐公宪等一批先进分子。

　　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五卅运动席卷全国，浙西南人民奋起响应。6月，丽水、缙云、龙泉、松阳等县各界民众纷纷集会，声援五卅运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抗议浪潮和各种声援活动迅速在浙西南各地掀起，在城镇和乡村，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

　　1926年3月，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成立，其领导成员半数以上是中共党员，遂昌籍中共党员唐公宪任候补执委。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在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大革命浪潮中，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浙西南开展活动。1926年冬，上海党组织指派青田籍中共党员周定，返回家乡发展党员。12月，根据中共杭州地委的指示，唐公宪邀约在衢州求学的遂昌籍中共党员谢云巢一同返回家乡，创建中共组织和筹建国民党遂昌县党部。

　　1927年1月，中共遂昌支部在遂昌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址大柘泉湖寺）建立，这是浙西南地区最早建立的中共地方组织。2月，中共遂昌县塘岭头支部（又称龙游支部）建立。3月，中共杭州地委指派浦江籍中共党员张新锦，以处州政治监察员身份，到丽水开展革命活动，发展中共组织。至1927年4月上旬，浙西南建立了两个直属中共杭州地委的支部，有中共党员30余人。

　　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遂昌的中共组织和丽水、青田的中共党员积极宣传革命主张，建立进步团体，帮助筹建国民党县党部，协调国民党地方组织内部的派系斗争，开展迎接北伐军和反帝、反军阀的工农运动。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未能遏制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国民党以“清党”为由，在各地取缔革命组织，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遂昌、丽水、青田的中共党员或被捕遇害，或转移隐蔽，或脱党自首。唐公宪在杭州被捕入狱，遂昌的中共组织失去上级领导。张新锦撤离丽水，后在金华被捕遇害。由于蒋介石的背叛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内右倾错误的领导，大革命惨遭失败。浙西南革命事业遭受挫折。在广州投身革命的浙西南籍中共党员麻植、蔡鸿猷、季步高相继被捕遇害，李逸民被捕入狱。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背叛革命，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中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1927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建立，遂昌支部、塘岭头支部改属省委领导，浙西南各地的中共党员转入农村秘密开展斗争。

　　1927年8月7日，在中国革命处于危机关头，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由此，各地中共组织均把开展武装斗争作为中心任务。9月，周定返回青田建立中共青田支部。同年秋，中共宣平县委建立。10月，中共遂昌县委建立。11月，中共缙云县特别支部建立。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浙西南党组织开始动员、组织贫苦农民，开展二五减租（减租百分之二十五）斗争，开始秘密筹备武装斗争。

　　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计划，使“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这种脱离实际的“左”倾冒险和盲动，造成革命力量的惨重损失。在浙江，省委机关遭破坏，中共遂昌支部因此解体，中共遂昌县委负责人及塘岭头支部骨干被迫隐蔽外地；浙东大暴动失败，周定等被捕牺牲，中共青田支部解体。

　　12月，中共遂昌县委领导人及塘岭头支部骨干秘密返回遂昌北部山区，发展党、团、工会组织，领导纸槽工人开展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领导农民开展闹米荒平粮价的斗争。在此过程中，加快发展中共组织，筹建革命武装。1928年4月，遂昌县工农革命军建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浙西南建立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同月，中共浙西特委在兰溪建立，遂昌、宣平、缙云的中共组织改属浙西特委领导。7月下旬，遂昌县委领导遂昌县工农革命军举行武装暴动，捣毁国民党区公所，打击、斗争土豪劣绅，向土豪劣绅派粮派款，收缴地主武装的武器弹药，准备攻打遂昌县城。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在浙西南领导开展武装斗争。8月，在国民党正规军和遂昌县地方武装的联合“进剿”下，遂昌县工农革命军的武装暴动遭镇压，中共遂昌县委和遂昌县工农革命军解体。

　　1928年9月，在浙西特委派员指导下，中共缙云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缙云壶镇召开，建立中共缙云县委和共青团缙云县委。10月，中共缙云县委建立缙云县农民协会常务委员会，领导贫苦农民开展二五减租斗争。12月，浙西特委撤销，缙云县委、宣平县委改属省委领导。1929年1月，缙云县委书记被捕。4月，由于浙江环境过于恶劣，浙江省委机关屡遭破坏，两年不到省委主要领导人十易其人，故中共中央被迫暂时撤销浙江省委建制，建立直属中央领导的6个中心县委。6月，继任的缙云县委负责人脱党，缙云县委解体。同年秋，中共永嘉中心县委派员到青田县东北部和缙云县南部发展中共组织、红军游击队。12月，中共缙云县委重建，同时建立缙云县苏维埃政府和浙西工农革命军第×支队。1930年1月，缙云县委领导浙西工农革命军第×支队举行武装暴动。随后，武装暴动遭镇压，县委负责人、浙西工农革命军骨干被迫转移外地隐蔽。

　　1930年3月，在浙南各地农民纷纷举行武装暴动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派胡公冕到浙南，建立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开展武装斗争。缙云县南部和青田县的农民武装被编入该部，参加了攻打处州府城等战斗。5月，根据中央指示，在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的基础上，列入中央军委序列的全国14支红军之一——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简称红十三军）在永嘉县成立，下辖三个团，共4000余人，鼎盛时达6000余人。其中，缙云、青田籍红军约2000人，分别编入第一团和第三团。红十三军在浙西南开展了金竹缴枪、唐市阻击战、攻取缙云县城、攻打缙云壶镇及青田万山阻击战等战斗，其中攻取缙云县城战果最大，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报道了此次战斗。受此鼓舞和影响，丽水、青田、松阳、遂昌、缙云、宣平、龙泉等县此起彼伏地爆发了20多处农民武装暴动。

　　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活动于国民党统治腹心地区的红十三军和各地红军游击队、农军，受中共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建立之初就把攻打中心城市作为主要行动目标，致使革命武装一建立就遭国民党军重兵进攻，至1930年底，红十三军和各地农民革命武装的斗争惨遭镇压，中共组织负责人、红十三军连长以上指挥员、各地农民革命武装领导人大多被捕牺牲，中共缙云县委解体，重新积累的革命力量又遭严重摧残。

　　以中共永康中心县委书记李立卓、缙云县委书记卢湛、红十三军第三团分队长卢勇烈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红军指战员，为革命事业慷慨就义的英勇壮举，鼓舞着幸存者坚持斗争。缙云县东北部和永康县境幸存的中共党员和红十三军第三团余部，秘密联络，组成小规模的红军游击队，隐蔽于缙（云）永（康）边境山区，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下坚持斗争。

　　1932年冬，奉中共永康中心县委指派，中共党员朱金宝到遂（昌）宣（平）汤（溪）边区开辟工作，发展党员。朱金宝遵照组织指示，只发展党员，不建立组织，直至1933年冬，才在松（阳）丽（水）宣（平）边境建立中共霭溪支部。1933年秋，中共缙云县工作委员会（简称缙云县工委）建立，隶属于中共东阳中心县委，下辖6个支部，有党员30余人。1934年7月，根据东阳中心县委指示，缙云县工委开始筹建革命武装，准备创建革命根据地。同年秋，缙云、永康籍的红十三军第三团余部组建浙西红军游击队，活动于永康、缙云、东阳、仙居等县边区，开始创建以缙云县黄弄坑为中心的浙东游击根据地。

　　1934年6月，由于“左”倾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为了宣传和推动抗日运动，调动和牵制围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掩护中央实施战略转移（长征），中共中央决定，抽调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简称红七军团）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简称抗日先遣队），北上行动。

　　7月7日，北上抗日先遣队从中央苏区首府江西瑞金出发，开始北上行动。8月，先遣队由福建转战到浙西南，进占庆元县城；取得竹口大捷，击溃国民党浙江省保安队，歼敌300余人，俘敌200余，活捉庆元县长，缴获迫击炮两门、轻重机枪11挺、长短枪200余支。接着转战龙泉县八都、小梅。先遣队一路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其随军银行用银元兑换部队购物支付给群众的苏区纸币，被群众称为“仁义之师”。9月，先遣队离开闽北继续北上，留下第五十五团二营政委洪家云率两个连150人，在闽浙边活动，开辟新的游击区。洪家云率部频繁活动到龙（泉）浦（城）江（山）遂（昌）边区，攻打了龙泉的住溪、长安，两度攻打了遂昌的王村口。10月，在先遣队的掩护下，中共中央、中央红军主力8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长征。

　　1935年1月，奉命继续北上行动以策应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抗日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重兵围攻，指战员大部分牺牲，仅少量部队突出重围，领导人方志敏等被俘后牺牲，北上行动失败。

　　1935年2月，根据中央分局电令，以抗日先遣队的先头部队和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简称挺进师），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

　　2月下旬，全师538人的挺进师，在师长粟裕、政委刘英率领下，从江西省横峰县篁村槎源坞出发，踏上挺进浙江的征途。在全国革命形势陷入低潮之时，挺进师指战员以大无畏的精神，肩负先遣队未竟的使命，誓死挺进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浙江。挺进师穿越国民党军重重封锁线，艰难转战，途中遭国民党军袭击，电台被毁，从此与中央和上级失去联系，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对此，挺进师领导人独立自主地担当起挺进浙江的艰巨任务。

　　3月上旬，挺进师进抵闽北崇安县车盆坑，洪家云部归队，挺进师部队恢复到500余人。部队在崇安县车盆坑、岚谷进行整训。为加强领导、便于指挥，以适应游击战争，挺进师建立以刘英为书记的师政治委员会（简称政委会），作为挺进师行动区域内最高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将政治部、保卫局、供给部、卫生部等部门工作人员和宣传员编为一个政治连，以增强作战力量；根据各部战斗力强弱、作风特点异同等，将部队整编为三个纵队，为增强各纵队领导力量，便于部队在任何环境中均可分散或集中行动，各纵队设立行动委员会。

　　经半月整训后，挺进师转战至浙闽边，在寿宁、政和、松溪、浦城、崇安、庆元、龙泉、景宁等县往返作战，以期打开进入浙西南的通道、与闽北和闽东方面取得联络、配合。4月下旬，挺进师在庆元县斋郎精心部署，迎击被吸引而至的浙闽两省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4月28日，斋郎战斗打响，挺进师以500之众，迎击3000余敌，首先击溃地主武装大刀会1000余人，接着将1200余人的浙江保安第一团引诱至预设的主战场，集中火力围歼，毙伤敌300余人，俘敌200余人。尚未投入战斗的福建保安第二团1000余人，见势不妙，仓皇逃回福建境内。斋郎战斗取得完全胜利，打开了进入浙西南的通道。

　　5月9日、10日，乘胜挺进浙西南的挺进师，进抵浙西南腹地松（阳）遂（昌）龙（泉）边区的松阳县安岱后村、斗潭村一带，受到以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为首领的“青帮”群众的欢迎和支持，有了群众依托。因此，挺进师即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开辟根据地。第二纵队和政治连一部依托龙（泉）浦（城）江（山）遂（昌）边游击区，开展根据地创建工作；第一纵队和政治部、政治连一部及地方工作团，依托“青帮”群众，在松（阳）龙（泉）遂（昌）云（和）边开展根据地开辟工作；粟裕、刘英率第三纵队转战于浙赣铁路中段以南广大地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活动，掩护第一、第二纵队开展地方工作；以通讯人员为基础组建的第四支队到闽浙边活动，设法联系闽东、闽北党组织。挺进师公开提出“打土豪，开仓济贫，帮助群众战胜饥荒”的口号，每到一地，首先消灭国民党的区乡武装和地方反动势力、摧毁反动基层政权，然后发动群众，开仓济贫，打土豪分发浮财，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和组织群众投身革命。5月24日，粟裕、刘英所率之部与黄富武所率之部会合于遂昌县姚岭村，尾追“进剿”之敌约8个团的兵力立即合围而至。挺进师即借夜幕的掩护，分南北两路，由当地向导带路，跳出敌人包围圈，并诱使敌人展开了一场自相火拼。

　　6月上旬，挺进师各部会合于松阳县小吉村，挺进师政委会即在此召开会议，总结一个月的工作，部署下阶段工作任务。会议决定，建立浙西南第一个全区性党组织——中共浙西南特委，加强地方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建立浙西南军分区，加强挺进师部队和地方游击队建设；第四支队扩建为第四纵队，重新配备干部；松阳、龙泉、遂昌部分地方武装组建为挺进师独立第十五支队；部署各部的工作任务。

　　会后，各部按照会议部署分头行动：第一纵队挺进浙东行动；第四纵队到闽浙边界活动，继续设法联系闽东、闽北党组织；其余各部在浙西南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

　　7月上旬，担任中共浙西南特委书记仅仅一个月的宗孟平牺牲，黄富武继任特委书记。同月，挺进师第十五支队扩编为第五纵队，松阳、遂昌、龙泉地方游击大队扩编为松（阳）遂（昌）龙（泉）游击总队。同月下旬，挺进师师部进驻至遂昌县王村口，以此为领导中心，全面开展根据地建设。7月25日，针对浙江省当局深入遂昌设立“剿匪指挥部”、再次“进剿”挺进师之情，挺进师政委会在王村口蔡相庙召开会议，决定主动出击，开展八一大示威行动，把革命形势引向纵深发展。7月29日，挺进师在王村口天后宫举行八一誓师大会，会后袭击了衢州、龙游、汤溪、宣平等地大小城镇19个，缴获长短枪100多支、轻机枪2挺，扩充红军新战士400余人，筹集军饷数万元，不仅再次粉碎敌人的“进剿”，而且把革命烈火烧到浙赣铁路线，威胁到金华、杭州等城市。同时，挺进师通过坑里、葛程、上田等战斗，坚决打击进入浙西南之敌。挺进师的武装斗争，极大地推动了根据地建设。

　　1935年8月，以松（阳）龙（泉）遂（昌）江（山）浦（城）五县边境为中心、方圆百余公里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形成。在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普遍建立了各级党、政、军、群众组织。在龙泉、浦城边区建立了中共龙（泉）浦（城）县委及其下辖的小北区委、大北区委，在松阳县境建立了竹溪区委、玉岩区委，在遂昌县境建立了王村口区委，在遂（昌）汤（溪）边境建立了遂（昌）汤（溪）区委，各区委下属共建立了50多个支部，拥有党员500余人。根据地的青壮年农民踊跃参加红军，出现父送子、妻送郎参军的动人场面，游击队人数达到千余人，挺进师部队发展到1200余人。根据地内建立了玉岩、住溪、王村口3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和200余个区、乡、村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工会、农会、妇女会、共青团、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根据地中心区域开展了以查田造册、插标分青苗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呈现出“分田分地真忙”、穷人扬眉吐气的新景象，形成了全国革命低潮中的一个局部革命高潮。

　　浙西南的革命斗争，使国民党当局极为震惊。1935年8月，鉴于闽浙两省保安团队对付不了红军挺进师的境况，国民党当局成立以卫立煌和罗卓英为正副指挥官的“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调集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的共32个团约七万兵力，于9月19日开始大举“清剿”浙西南革命根据地。

　　当国民党军大举“清剿”浙西南时，挺进师和地方游击队、地方干部一共仅3000余人，敌我力量相差悬殊。面对严峻形势，挺进师采取“敌进我进”反“清剿”方针，留下第二、五两个纵队在根据地内坚持斗争，主力跳出国民党军包围圈，挺进敌后，吸引、调动国民党军。挺进师主力进抵庆元、景宁边境时，分兵行动：第三纵队第九支队奉命进入庆元、景宁、云和以南，泰顺、寿宁以西北地区活动，同时联系第四纵队；第一纵队第一支队挺进浙东，寻找浙东党组织，巩固、扩大浙东游击区，以期吸引和调动国民党军，减轻根据地压力；刘英、粟裕率师直属队和第一纵队第三支队、第三纵队第七支队等南下闽浙边境活动。

　　但是，国民党军主力并不受挺进师调动，仅派出五个团“追剿”挺进师主力，大部队则死死箍住浙西南，血洗革命根据地。在敌我众寡极为悬殊的严峻形势下，坚持于根据地内的第二、第五纵队及地方游击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至10月底，浙西南革命根据地遭国民党军血洗，中心区域丧失，地方党组织、苏维埃政府、革命群众组织被破坏殆尽，黄富武和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李金成等地方党政军领导人相继牺牲。第二、五纵队指战员大部分在战斗中牺牲、被俘、失散。幸存的红军分别向龙（泉）浦（城）边境转移，被第二纵队政委洪家云聚集在一起，队伍又集结到30余人。他们在洪家云率领下，坚持在龙（泉）浦（城）边境的碧龙、青龙源、口岭头、毛洋、兰花蓬、金竹岗一带深山密林中。在严密的封锁下，他们躲过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追击，挖野菜、采野果充饥。野菜枯了，野果没了，就挖苞萝（玉米）根煮汤喝，挖鼠穴寻找食物，以便求得生存。他们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但坚持斗争的意志依然顽强。至1935年12月底，洪家云等乘国民党军与浙江省保安队换防的空隙，突出敌人包围，辗转抵达遂昌、江山边境的遂昌县湖岱口乡一带。此时，洪家云部只剩下了十二三人。在群众的帮助下，洪家云等与跳出包围圈吸引牵制敌人的李重才率领的第二纵队四支队余部会合，这五六十人即由洪家云、李重才率领，在龙（泉）浦（城）江（山）遂（昌）边境坚持斗争。

　　10月5日，突围挺进到闽浙边境的挺进师主力，在粟裕、刘英率领下，到达闽东寿宁县郑家坑，与叶飞率领的闽东红军游击队会合。为联合对付敌人的统一进攻，双方决定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以便统一领导双方的斗争。11月7日，闽浙边临时省委在泰顺县白柯湾村成立。根据国民党军不受调动、欲彻底摧毁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挺进师决定立即创建新的根据地。挺进师即以闽东党组织已有工作基础的（福）鼎平（阳）地区为依托，在闽浙边开展游击斗争，向北发展，建立根据地。

　　这时，由刘达云率领的第一纵队第一支队进入浙东以后，一边转战于青田、缙云、永康、东阳、仙居、天台、临海、黄岩、新昌、永嘉等县，一边寻找浙东党组织。因浙东党组织在此之前已遭破坏，所以寻找未果。孤军奋战的第一纵队第一支队连续遭受国民党军“追剿”，从出发时的八九十人，至11月底仅存10余人，隐蔽坚持在缙云、永康、仙居、东阳四县边境山区。1936年2月，第一纵队第一支队余部在缙云县黄弄坑与浙西红军游击队改建的浙西工农红军独立团余部会合，建立中共浙东特委及其下辖的中共缙云县委等党组织，共同坚持斗争，在永（康）缙（云）边界创建了小块游击区。

　　1936年2月，挺进师主力部队组建为浙西南独立师，由师长粟裕率领四处游击，牵制国民党军，并返回浙西南寻找失去联系的第二、五纵队，掩护和保卫临时省委开展闽浙边游击根据地的建设。3月，在群众的支持下，洪家云、李重才率领的第二、五纵队余部已在龙（泉）浦（城）江（山）遂（昌）边区恢复了自江山县周村到遂昌县湖岱口的小块游击根据地。4月，第二、五纵队余部又遭国民党军“清剿”，李重才、洪家云等相继牺牲，队伍仅剩下20余人，转移到了龙（泉）浦（城）边境。此时，粟裕率部转战到龙（泉）浦（城）边境，找到第二、五纵队余部，遂将第二、五纵队余部带到临时省委驻地休整。之后，粟裕率部再次返回浙西南，转战于青田、丽水、宣平、永康、缙云，经永嘉返回浙南。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国民党第十八军调离浙江，浙西南敌情趋缓。闽浙边临时省委抓住时机，加快推进革命形势发展，重建中共浙西南特委和挺进师第二纵队，由粟裕率领返回浙西南，恢复浙西南的工作。粟裕率部第三次返回浙西南，拔除了龙泉县住溪、遂昌县王村口、浦城县党溪和白岩等地的反动武装据点，为浙西南特委恢复游击根据地打开了局面。接着，浙西南特委留在浦城、龙泉、江山、遂昌等县边境，开展恢复根据地工作，粟裕率第二纵队转战到宣平、丽水、青田等地，吸引国民党军，掩护特委开展工作。

　　之后，挺进师从报刊上了解到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一致抗日”主张，于是开始自觉地调整斗争策略和政策：比如，将打土豪分浮财的“没收委员会”改为征收抗日捐的“征收委员会”；将“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对国民党乡镇保长由原来的镇压改为以争取为主，等等，为挺进师实现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此间，浙西南特委重建了中共龙（泉）浦（城）县委及其所辖的大北、小北区委，新建了江（山）浦（城）县委、龙（泉）遂（昌）县委及其所辖的住龙、王村口区委。特委和各县委、区委、支部在各地建立农会、妇女会、共青团、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发动农民开展抗租、抗税斗争。以龙泉、浦城、江山、遂昌四县边境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得到恢复重建。

　　1936年7月，粟裕率部转战到缙云县黄弄坑，找到刘达云率领的第一纵队余部，将其带到闽浙边省委驻地休整。离开时，刘达云等错误处理了浙西工农红军独立团负责人及其第一大队骨干（包括中共缙云县委负责人），第一大队由此消失。8月，闽浙边临时省委决定，将青田、缙云、丽水、云和、景宁、泰顺等数县边境地区划为浙东南地区，建立中共浙东南特委，由浙东特委书记刘达云同时担任浙东南特委书记，率领已补充人员的挺进师第一纵队到浙东南创建根据地。同年冬，因叛徒出卖，浙西工农红军独立团第二大队大队长被捕遇害，第二大队解体，浙西工农红军独立团和缙云当地党组织、红军因此不复存在。

　　从1936年春夏到11月，是挺进师的革命斗争发展最顺利的一个时期。挺进师抓住国民党军主力调离浙江的有利时机，创建了以（福）鼎瑞（安）平（阳）泰（顺）为中心的纵横200余公里的浙南游击根据地，恢复和开辟了浙西南和浙东游击根据地。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倡议，停止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进攻，但却加紧部署南方的军事“清剿”，欲在抗日高潮到来前消灭南方的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在闽浙赣皖地区，国民党当局成立以刘建绪为主任的“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于次年1月调集43个团约10余万兵力，大规模“清剿”四省边区的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浙西南又是被“清剿”的重点。

　　针对国民党军大拉网式的“清剿”，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决定，刘英率部分武装随同省委机关继续在浙南活动，粟裕率部第四次返回浙西南，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牵制敌人，减轻省委的压力。粟裕率一部活动于遂昌、龙泉、松阳、宣平、丽水等县，谢文清率一部活动于遂昌、宣平、汤溪边区，刘达云、张友昆率一部到浙东活动，范连辉率一部到浙东南活动，浙西南特委与第二纵队继续在龙泉、浦城、江山、遂昌边区活动。

　　1937年3月，在紧张的反“清剿”斗争中，临时省委收到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电文。据此，临时省委立即发出快邮代电，呼吁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倡议双方派代表举行合作抗日和谈。4月，粟裕部活动至遂昌、宣平、汤溪边区，与谢文清部会合，开始巩固和发展遂（昌）宣（平）汤（溪）游击根据地。5月，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和谈倡议得到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回应。但是，在平阳举行的和谈中，国民党方面毫无诚意，企图收编红军，致使和谈破裂。于是国民党军继续“清剿”红军，红军被迫继续开展反“清剿”斗争。在反“清剿”斗争中，中共浙西南特委书记许信焜、副书记杨干凡相继牺牲。

　　虽然斗争环境极为恶劣，但是挺进师紧紧依靠群众，出色地开展了反“清剿”斗争。粟裕、谢文清率部巩固发展了遂（昌）宣（平）汤（溪）游击根据地；中共龙（泉）浦（城）县委书记张麒麟、中共龙（泉）遂（昌）县委书记曾友昔和第二纵队第一大队政委曹景垣等率领第二纵队，坚持斗争在龙（泉）浦（城）江（山）遂（昌）边游击根据地；范连辉率领第一纵队第一大队，坚持斗争在浙东南地区的青田、缙云、丽水、云和、景宁和泰顺等数县边境。各地红军灵活机动地反“清剿”斗争，使国民党军的“清剿”始终“未奏肤功”。在反“清剿”斗争中，红军自觉调整策略和政策，宣传、呼吁、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爆发。8月，在抗日救亡浪潮进一步高涨的形势下，刘建绪不得不重新派代表与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举行合作抗日和谈，最终达成协议。9月，与临时省委失去联系、率部活动在遂（昌）宣（平）汤（溪）游击根据地的粟裕，从形势和传闻中分析并证实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之情，立即向国民党遂昌县当局发出合作抗日建议书。9月18日，遂昌县当局复函，要红军派全权代表到金岸和谈，欲收编红军。粟裕识破对方阴谋，坚持要对方派代表到根据地谈判。10月14日，遂昌县当局代表抵达门阵，粟裕派谢文清、刘清扬与之举行合作抗日和谈，达成协议。至此，挺进师在浙西南、浙南的三年游击战争结束，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浙江形成。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迅速扩大战争，将战火从华北烧到江南。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14日，日军空袭轰炸杭州；11月，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12月，钱塘江以北的杭嘉湖地区沦陷，24日杭州沦陷。日军所到之处肆意烧杀淫掠，暴行累累。

　　杭州沦陷前夕，浙江省政府迁至永康县方岩，建设厅、教育厅等机关和大批工厂、企业、学校迁至浙西南各县。为阻滞日军南侵，国民政府军于12月23日炸毁刚建成通车仅3个月的钱塘江大桥，使浙江境内日军与中国军队形成隔钱塘江对峙的局面。

　　1937年10月至11月，分散在浙西南、浙南等地的红军游击队陆续汇集到平阳县山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准备随时开赴前线抗日。

　　为恢复和发展浙江党组织，加强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1937年11月，徐洁身任书记的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省临工委）建立。12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在浙南重建中共浙西南特委。特委以浙西南抗日救亡工作团的名义，从浙南返回浙西南开展工作，并派员与龙泉、浦城、遂昌等县政府谈判，建立合作抗日统战关系，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救亡。

　　此时，一大批从上海、江苏、杭州、嘉兴等沦陷区撤退南下的中共党员、进步青年集结在金华。12月，中共党员张贵卿根据上级指示，与中共同济大学特别支部书记汪海粟一起，在金华建立中共浙南特别工作委员会（简称浙南特别工委）。浙南特别工委率领百余名中共党员、进步青年到丽水，以省政府建设厅为基地，与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和省建设厅厅长伍廷飏等上层人士建立统战关系，推动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中共组织建议在建设厅下设立战时物产调整处以发展战时经济，将百余名共产党员、进步青年以物产调整处乡村建设指导员等公开合法身份，分配到各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1月，省临工委指派委员张三扬等一批中共党员到龙泉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张三扬与刘英联系后，建立了直属闽浙边临时省委的中共龙泉特别支部。2月，中共浙西南特委恢复建立了龙泉、遂昌、江（山）浦（城）三个县委和龙泉八都、道太、住龙及遂昌王村口等四个区委。各地党组织一面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一面发展壮大自身组织。

　　同年2月，省临工委改为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员会。2月底，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到平阳，向刘英、粟裕传达中共中央关于闽浙边红军编入新四军和成立浙江临时省委的指示。经协商，粟裕率部到皖南上抗日前线，刘英留在浙江主持党的工作。3月18日，由浙西南、浙南等地集结于平阳的红军改编的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七团队400余人（另有60余人于4月开赴皖南前线），在粟裕率领下开赴皖南前线抗日。5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员会撤销，成立以刘英为书记的中共浙江临时省委（9月改为浙江省委）。

　　在中共组织的帮助和推动下，浙江省政府颁布了以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基础制定的《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简称《纲领》）。《纲领》的颁布实施，使抗战初期的浙江有了一个国共两党共同遵循的政治基础，为推动浙江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支援皖南新四军抗战，经省政府同意，在温州、平阳和丽水等地设立了新四军办事机构。经中共党员建议，浙江省政府号召全省各县建立战时政治工作队（简称政工队），其队员多为中共党员。由于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政工队成了动员、组织民众抗日的重要力量，是浙江“战时政治进步的表现之一”。抗战初期，浙江抗日救亡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在浙西南，各种救亡团体、报刊和书店大量涌现。1939年2月，在中共浙江省委的协助下，散落在闽浙两省的台湾同胞组建的“台湾义勇队”在金华成立，其队员一度发展到200余人。它以浙江为基地，活跃在东南各省，宣传和动员民众参加救亡，为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发展战时经济，增强抗战实力，中共组织通过统战关系，先后向省政府提出一系列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工作建议：建议将云和、龙泉、遂昌三县从省民政厅划归省建设厅管辖，列为“战时经济建设实验县”，并推荐进步人士担任县长；建议建立丽水太平、云和小顺、松阳古市、遂昌大柘、龙泉八都、庆元竹口、青田海口、宣平曳岭等八个“特约战时经济建设实验区”；建议在省建设厅内设立“战时合作事业管理处”，下设省战时合作工作总队和合作事业促进会，在浙西南十县建立合作工作指导室和合作工作队。

　　这些建议经省政府同意后实施，中共组织通过省建设厅，先后分数批将数百名中共党员、进步青年派往各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这些中共党员、进步青年以乡村建设指导员、政工队队员、合作工作队队员、民众教育馆馆员等公开、合法身份，宣传实施《纲领》，激发了浙西南民众的抗日救亡热情；数万青壮年参军上前线，壮大了抗日武装；民主选举乡保甲长，刷新政治、改革乡政；推行二五减租政策，减轻了农民负担，调动了农民参加抗日救亡的热情；开展了农村合作事业，扩大了茶、棉、桑、油桐、麻等经济特产的生产，发展了农村经济建设，增强了抗战实力，提高了农民收入。浙西南中共组织抓住国共合作机会，积极开展工作，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使浙西南出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民抗战”的群众性抗日救亡高潮。通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共组织自身迅速恢复、发展、壮大。

　　1938年5月，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决定，浙西南各地中共组织实行统一领导，中共浙西南特委改为中共处属特委，撤销浙南特别工委，所属组织划归处属特委领导。至此，坚持浙西南革命斗争的红军干部与外地知识青年干部会合，不同组织系统的中共组织统一到处属特委的领导之下。处属特委机关驻龙泉县水塔村，丽水城内的工作由特委委员张贵卿、周源等负责。临时省委在丽水城内设立了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开辟了从丽水到皖南的交通线路。此后，丽水和上海、温州等地的抗战物资，经丽水输送到新四军部队，许多中共党员、进步青年通过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介绍，奔赴皖南、延安投身抗日救国。

　　在国共合作抗日中，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逆流。1938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袭击、查封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逮捕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谢文清等7人。为避免再遭损失，省委主动关闭设在丽水的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动方针，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浙西南，国民党顽固派查封进步书店，捕杀共产党员，中共组织从原来公开和半公开的活动方式被迫转入地下活动；身份有所暴露的中共党员被迫从政府机关和政工队等抗日救亡团体中撤离。

　　1939年3月，根据众多机关、企事业单位撤到浙西南，浙西南逐步成为浙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浙西南的抗日救亡形势还处于发展阶段的情况，为更好地领导全省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中共浙江省委领导机关从温州迁驻丽水城内，并建立多处秘密工作、联络机关，开始在丽水城领导全省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4月2日至3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视察东南抗日前哨工作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到丽水视察抗战工作，视察了位于云和县小顺的浙江省铁工总厂，为工人作抗战演讲，激发了浙西南民众的抗战热情。4月5日，浙江省委领导成员从丽水出发到金华听取周恩来指示。周恩来向浙江省委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对党在浙江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周恩来指出：浙江党的组织经过1938年的大发展，今后要加强巩固工作。虽然也要继续发展，但巩固重于发展，质量重于数量。对来历不明、政治面目不清的党员要进行审查，严防国民党特务和汉奸混入党组织。同时，要加强党员教育，培养军事干部，派他们到沦陷区去工作。省委将周恩来的指示以《关于学习贯彻周恩来同志指示的决定》发到各地，对全省党组织提出新的工作要求。省委在丽水先后召开了全省宣传工作会议、全省妇女工作会议，筹备了全省组织工作会议、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与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同志建立了秘密联络。

　　浙西南成了浙江抗战的大后方，又一度是中共浙江省委的机关驻地，因此浙西南也成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新四军军部在浙江的一个重要工作地区。东南分局设有专职政治交通员，负责与浙江省委的联络，并给浙江省委配备了电台及电台技术人员。省委将电台架设在龙泉老区，由处属特委具体负责使用、保护和传送电文。

　　1939年4月11日至13日，中共处属地区代表会议在龙泉召开。会议听取了特委书记张麒麟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总结了抗战以来处属地区党的工作，部署了今后的工作，选举张麒麟、周源、傅振军为出席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这是民主革命时期浙西南唯一的一次全区党员代表会议。1939年7月，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平阳召开。处属地区代表张麒麟、周源、傅振军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刘英代表省委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以刘英为书记的新的浙江省委和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

　　通过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浙西南中共组织自身得到快速发展。到1940年6月，中共处属特委下辖龙泉、遂昌、江（山）浦（城）、云和、庆元、丽水、青田七个县委，宣（平）遂（昌）汤（溪）、景宁、松阳三个县工作委员会，宣平、缙云两个县特别支部，共12个县级组织和浙江省铁工总厂党委，下属26个区委5个分区委200余个支部，党员人数从1937年的1219人发展到1940年的4888人。

　　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和恐慌。1940年上半年，国民党顽固派取消各县的乡村建设指导室，将各县的政工队改组为三青团管辖的青年服务队，致使在各县政府机关和政工队、合作工作队、乡村建设指导室、民众教育馆工作的中共党员、进步青年被排挤，失去公开合法职业，无法立足。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逆流，为预防突然事变，减小损失，1940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决定，将老区工作与新区工作分开，中共处属特委改为中共闽浙边委员会（简称闽浙边委），负责老区工作，下辖龙泉县委、遂昌县委、江（山）浦（城）县委、云和县委和松阳县工委，机关驻地为龙泉县住龙乡水塔和宝溪乡高山、胡住溪等地；建立中共丽水中心县委，傅振军任书记，负责新区工作，下辖丽水县的三个直属区委和两个分区委、青田县委、缙云县工委，机关驻地为丽水县城。根据中共中央和浙江省委的指示，丽水中心县委和闽浙边委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分开，逐步撤离政治面貌有所暴露的干部，其中大部分撤至皖南新四军部队中。

　　1940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对中共丽水中心县委领导的青田县石帆地区、中共浙南特委领导的青（田）景（宁）丽（水）云（和）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进攻，一批基层中共组织遭破坏。12月，闽浙边委委员、组织部长周源在边委会议上传达中共中央东南局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会议决定建立中共龙（泉）云（和）边县委和龙（泉）庆（元）边县委。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白色恐怖笼罩全省。浙西南各地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抗日救亡形势急转直下。中共浙江省委决定，中共丽水中心县委改为中共处属特委，云和、景宁两县党的工作从闽浙边委划归处属特委领导。同月，国民党顽固派向闽浙边委工作地区展开军事进攻，大批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被迫自新脱党，基层中共组织遭严重破坏。龙（泉）云（和）边县委书记遭袭击牺牲，龙（泉）庆（元）边县委书记被捕，两县委遭破坏。闽浙边委和龙泉县委机关从乡村隐蔽上山。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使国共合作、如火如荼的浙西南抗日救亡局面荡然无存。闽浙边委、遂昌中心县委、龙泉县委采取单线联系，全力恢复、巩固基层组织。

　　1941年4月，根据东南局指示，省委领导机关从丽水重新迁到温州。9月，省委指示处属特委配合开展省委领导机关迁到福建浦城山区的工作。同年冬，处属特委将党的委员会制改为单线联系的特派员制，开始执行“隐蔽精干”方针。而闽浙边委干部以集中上山隐蔽方式坚持斗争，仍然开展打土豪筹集活动经费，招致国民党顽固派更加严厉的军事进攻，斗争环境日益恶化。

　　1942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刘英在温州被捕（5月牺牲），浙江省委遭破坏。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借此彻底摧毁浙江的中共组织，加紧“清剿”浙西南、浙南各地的中共组织。同月，省委交给处属特委保管的电台被国民党顽固派搜走；中共遂昌中心县委遭破坏。3月，连续遭受国民党军“追剿”的闽浙边委和龙泉县委领导机关为了摆脱困境，保存力量，决定撤离龙泉，向遂昌、宣平转移。5月，因叛徒出卖，转移途中的闽浙边委机关在遂昌县山井村遭国民党军袭击，书记张麒麟牺牲，边委遭破坏。在此革命斗争陷入困境之时，幸存的三名闽浙边委委员在遂昌召开党员骨干会议，吊唁烈士、坚定信念、增强信心。会议决定，组建中共闽浙边临时委员会（简称闽浙边临委），独立担当起领导闽浙边革命斗争的重任。从此，闽浙边临委和处属特委在既无上级领导、又断绝经费来源的困境下，独立、顽强地坚持领导革命斗争。

　　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破坏性地轰炸浙赣境内的丽水、衢州、玉山等机场，以期解除美军对日本本土的空中威胁，并掠夺该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6月开始，缙云、丽水、青田、遂昌、松阳等县相继遭日军地面入侵。日军到处烧杀淫掠，狂轰滥炸，并以细菌战残害浙西南人民。日军的暴行，激起丽水军民的强烈愤慨，中共组织不顾遭受国民党顽固派“剿共清乡”的恶劣环境，积极带领群众抗击日军暴行。其中，7月31日，青田县万山村支部组织30余名党员、民兵开展了抗日护矿斗争，将日军装袋待运的钼矿砂倒入山涧，拆毁其采矿机器零件。

　　在6月24日丽水城沦陷前夕，中共处属特委将领导机关从丽水城郊先后迁移到丽水县北埠及云和县山锦、岗头庵等山村，两次召开特委会议，研究贯彻隐蔽精干方针。会议认为，在党组织未建立武装的情况下，还不能直接抗击日军入侵，只能组织、带领群众避免或减少遭日军蹂躏，灵活机动地打击零星的日军。会议决定，所属干部改变活动方式，或隐蔽在农村党员家中，专职开展地下工作；或白天以小货郎、做短工等为掩护开展联络工作，夜间进村开展群众工作，以便既开展了工作，又解决了自身生存问题。由此，处属特委不仅巩固了原有工作地区，而且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开辟了新的工作地区。

　　与此同时，1942年3月，中共浙南特委领导机关隐蔽至景宁县梅岐山区。在浙南特委的直接指导下，青（田）景（宁）丽（水）边区党组织得到发展，干部思想教育得到加强。但是，在国民党武装的“清乡”下，一批县、区委干部相继叛变，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迭遭破坏。

　　在此前后，从皖南事变中突围以及从上饶集中营脱险的数十名新四军干部，其中包括著名共产党人冯雪峰，相继辗转到浙西南山区，受到浙江省第二儿童保育院等地中共组织的保护，然后辗转归队。处属特委还根据浙江省铁工厂被迁移的情况，及时转移疏散工人党员到新地区隐蔽。

　　1944年春，遂（昌）宣（平）汤（溪）边区又遭国民党武装“清剿”，活动在该边区的中共闽浙边临委机关面临危机，在当地党员掩护得以脱险，被迫转移到遂（昌）龙（游）边境和遂昌县白马山区，与中共遂昌县特派员机关一起坚持斗争。4月，浙南特委领导机关迁离景宁县境，当地幸存的干部不得不转移到青田以及丽（水）青（田）松（阳）边区隐蔽坚持。

　　与此同时，1944年春，中共处属特委与浙东区党委取得联系。为便于与浙东区党委联系，处属特委领导机关从丽水县境迁移到缙云县南部山区。经处属特委帮助，闽浙边临委也与浙东区党委取得了联系。由此，处属特委和闽浙边临委从浙东区党委那里看到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文件，得到了浙东党区委工作上的指导和经费上的支援。

　　处属特委根据浙东党区委的指导，大力开辟新区，向浙东方向发展；建立武工队和民兵，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武装保卫党组织的基本地区；开仓分粮，救济灾民度粮荒；从隐蔽转向领导开展半公开的武装自卫斗争；从众多要求参军的党员、进步青年中先后选送70多人到浙东参加新四军，支援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处属特委工作地区革命形势出现了新局面。闽浙边临委根据浙东区党委的指导，实行干部“群众化、社会化、职业化”，以做小生意、开荒种地、办砖瓦厂等各种职业为掩护，开展生产自救和群众工作，由此走出困境，革命斗争再未遭受重大挫折。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全国人民期盼从此结束战乱、过上和平生活。在重庆谈判中，为表达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诚意，毛泽东主动提出让出包括浙江在内的南方八个解放区，将部队撤至陇海路以北和苏北解放区。9月30日，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和浙东区党委等党政机关开始分批北撤。

　　新四军北撤以后，处属特委、闽浙边临委继续坚持于浙西南这一中国革命的战略支点，领导下属组织做好和平与内战两手准备，一面加强党员“革命必胜”的信念教育，开展群众工作，争取和平，一面购置、收集社会枪支，筹集武器，准备开展武装斗争。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清剿”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1947年春，为利于开展武装斗争、发展浙西南革命形势，闽浙边临委和处属特委合并，组建新的中共处属特委，统一领导浙西南党组织及其革命斗争，干部集中使用，领导中心放在缙云县境。

　　为实现从隐蔽精干的秘密斗争转为公开的武装斗争，浙西南党组织在进一步开展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革命武装的重建工作。1947年七八月间，中共浙东工委与处属特委在缙云县西青头村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建立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三总队（简称抗暴军），联合开展游击战争。抗暴军下设三个大队，台（州）属武装为第一大队（尚未建立）；处属武装为第二大队，100余人；金（华）属武装为第三大队，40余人。国民党浙江省当局获悉此情，急调省保安队和缙云、丽水、武义、永康四县武装，向缙云县西青头、雪峰山一带“清剿”。抗暴军兵分两路，总队部率第二大队转战丽水、云和、松阳、遂昌、宣平等县，第三大队转战武义、永康、义乌、浦江、金华、汤溪等县，在更大范围的山区群众中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推动了浙西南各县的革命武装斗争。

　　为适应游击战争的开展，浙西南各地党组织从特派员制恢复到委员会制，团结争取国民党基层政权人员，动员和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孤立和打击顽固分子，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在城市学生中开展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从学生中培养干部。

　　随着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不断取得胜利，浙西南的革命斗争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1948年春，抗暴军第二大队兵力扩大到两个中队，和各县武工队一同广泛开展游击战争。8月，俘获驻扎在缙云县双溪口的国民党缙云县常备队，开仓分粮，巩固和扩大了缙云游击根据地，自愿参军参战的群众日益增多。9月，部队扩建为五个大队、一个独立中队，改番号为浙南人民解放军第三支队（也称处属游击第三支队，简称处属游击支队）。处属游击支队和各县武工队主动出击，连续开展一系列武装斗争，摧毁国民党区、乡基层政权，拔除反动武装据点，除奸反特，收缴民间枪支，切断国民党武装的通讯，消灭运动中的国民党武装，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至1948年9月，处属地区武装人员发展到1100余人。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和“白皮红心”政权的发展，国民党在农村的统治基础不断被削弱和摧毁，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逐渐形成并连成一片。

　　1949年1月，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国民党赖以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被摧毁。根据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和上级指示，浙西南各地党组织开始着手接管城市的准备工作。同时，把歼灭国民党武装，配合、迎接解放军南下作为首要任务，更加积极、主动、猛烈地攻击国民党武装据点。

　　3月，中共浙东临委领导的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纵队第六支队（简称浙东六支队）到浙西南，策应松阳、丽水两县县长起义。应浙东六支队要求，处属特委下辖的丽（水）青（田）松（阳）边区和丽（水）武（义）宣（平）边区的党组织参与策应起义。两县起义后，相继成立浙东行政公署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其下辖的松阳县民主政府、丽水县民主政府，建立由浙东临委路南特派员领导的中共松（阳）宣（平）遂（昌）工作委员会、中共丽（水）宣（平）工作委员会，丽（水）青（田）松（阳）边区武工队与松阳县起义部队合编为松（阳）宣（平）遂（昌）人民游击支队，活动于丽（水）武（义）宣（平）边区的处属游击支队第二大队与丽水县起义部队合编为丽（水）缙（云）永（康）武（义）人民游击支队。

　　松阳、丽水两县起义震惊了国民党当局。3月下旬，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一师，进抵起义地区“清剿”。因敌强我弱，松阳、丽水两县党政军组织遭受严重损失。4月12日夜，国民党军第十一师突袭中共处属特委机关和处属游击支队支队部驻地缙云县三溪乡盛园村。处属特委率游击队主力转移，并通知各地武工队、民兵避敌锋芒。国民党军到处寻找处属特委领导机关和游击队主力，妄图聚而歼之，但始终未能得逞。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国民党军第十一师闻讯仓皇逃离缙云。

　　经过长期艰苦斗争，中共处属特委相继建立了五块大小不一、相互联络通畅的游击根据地，形成了解放战争时期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根据地内建立党组织和农会、妇女会等革命群众组织，建立、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团结争取大多数民众；建立以“白皮红心”两面政权为主、民主政府为辅的革命政权；建立游击队、武工队和民兵三位一体的武装体系。处属特委加强部队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设立军事教导队，培养军事骨干；征收游击军粮，解决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和部队军需；建立兵工厂、被服厂，增强部队武器装备和军需后勤供给。在游击根据地内开展二五减租斗争，禁止破坏山林，保护工商业和手工业，组织生产自救，保障群众的生活、生产安全，解决群众生活困难；禁止赌博，废除封建落后旧习；调解民间纠纷，部分行使了民主政权的职能。至各县解放前夕，处属特委领导的游击队、武工队、民兵实际控制了缙云、丽水、松阳、云和四个县除县城外的大部分农村地区和宣平、遂昌的部分农村地区。浙南特委领导的浙南游击根据地也拓展到了浙西南境内的青田、景宁和丽（水）云（和）边境，闽浙边党组织领导的闽浙边游击根据地也拓展到了庆元、龙泉边境。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拒绝接受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和谈破裂。4月21日，毛泽东、朱德下达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4月23日，解放南京，宣告国民党统治覆亡。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从皖浙赣边界、第三野战军从苏浙皖边界分别挺进浙江。5月3日，浙江省会杭州解放。5月6日，中共浙江省委成立。省委决定，实行军事管制，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迅速分配干部接管城市，肃清敌特，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

　　接着，浙西南各地的游击队、武工队、民兵积极配合解放军，阻击、歼灭溃逃的国民党军，解放浙西南各县。4月26日，松（阳）宣（平）遂（昌）人民游击支队攻克松阳县城，解放松阳。4月底，中共处属特委将活动在缙云的处属游击支队警卫大队、第一大队、第三大队、缙云县各区委武工队集中到缙云县雅江村实行整编，将大队改编为中队，以加强部队实战能力。5月8日开始，处属特委领导的游击队、武工队、民兵配合解放大军相继解放了遂昌、缙云、宣平、丽水、云和、龙泉、庆元等县，浙南特委领导的游击队和民兵配合解放大军解放了青田县、景宁县。至5月17日，浙西南全境解放。至此，百折不挠地坚持了长达23年艰苦卓绝斗争的浙西南中共组织和浙西南人民，终于迎来了革命的胜利，浙西南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在长达23年的革命斗争中，由于浙西南处于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革命斗争环境尤为险恶，浙西南人民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其中革命英烈达1500余人，无名烈士更是难以胜计，中共浙西南特委四任书记宗孟平、黄富武、许信焜、张麒麟和副书记杨干凡，全部在浙西南革命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浙西南英雄儿女麻植、蔡鸿猷、季步高、卢湛、卢勇烈、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李金成、潘香凤、陈奕兰等等，无一不为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甚至还有着“一门六烈士”的光荣家庭。

　　中国共产党领导浙西南人民的革命历史，彰显了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信念，体现了共产党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根本宗旨，证明了只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革命事业才能取得胜利，昭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浙西南人民的新生这一真理。（市委党研室 胡和平、周德春执笔）